伴隨着新航路的開闢，葡萄牙等國開始了早期殖民擴張，地大物博的中國自然成爲他們的目標。不過，葡萄牙的中國之行似乎不是那麼順利。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朝水師在廣東海道副使汪鋐的指揮下，幾乎全殲盤踞在廣東屯門島的葡萄牙人，僅餘少量人逃回馬六甲。次年，葡萄牙國王派遣訓練有素的遠征軍三百餘人，分乘五艘鉅艦前來報復。他們在新會西草灣遭遇明軍，明軍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仍然大獲全勝。葡萄牙見在廣東打不開局面，轉而北上進犯福建、浙江，但同樣沒有任何收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經過精心準備，捲土重來，大規模進犯福建漳州，不過，結果仍然很悲催，竟然再次被明朝小小的海道副使擊潰。
但是，在戰局如此“一邊倒”的情況下，明政府竟於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門租借給了葡萄牙。明政府爲何要這樣做?難道僅僅是因爲葡萄牙賄賂了地方官，或是明政府看重了中西商業利益，抑或是葡萄牙後來的謙恭感動了一向標榜“懷柔”的天朝上國?
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實際上，這是明政府在新形勢下主動做出的戰略調整。通過把澳門租借給葡萄牙，明政府希望葡萄牙成爲其維護南部海疆穩定的重要依靠力量。
明朝後期，東南沿海的海盜活動猖獗，令地方政府很無奈。不過，受利益和自身實力的影響，地方政府不願冒過大的風險，也不想付太大的代價，所以一直沒有給海盜以有力的打擊。明朝中央政府雖有打擊海盜的決心，但無奈路途遙遠，鞭長莫及。而葡萄牙人本身所具有的勇敢、執著精神，以及刻意表現出的恭順、謙卑態度，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和思考。於是，雙方很快就達成了祕密的合作計劃—共同打擊海盜。
對此，葡萄牙自然是求之不得，樂意效勞，以通過建立“功勳”來獲取利益。嘉靖二十七年，中葡聯軍進攻海盜林剪的老巢—雙嶼，徹底剿滅了這個令明政府傷透腦筋的海盜集團。葡萄牙的出色表現很快就獲得了好處，明政府於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門租給葡萄牙。這種實惠令葡萄牙倍受鼓舞。嘉靖四十三年，粵東柘林兵變，叛兵包圍了廣州。總兵官俞大猷立即派人通知駐紮在澳門的葡萄牙軍隊，葡萄牙二話不說迅速出兵，聯合明軍很快就將叛軍鎮壓了下去。事後，兩廣總督還向葡萄牙人頒發了獎狀。
此後，中葡之間的國際化合作保持了下去，一直到萬曆年間，兩廣總督還曾聯絡過葡萄牙夾擊海盜。這當然有利於海疆的穩定。
另外，把澳門租於葡萄牙，不但可以將澳門建成保衛廣州的外圍防線，還能以澳門爲基地對外進行“防守反擊”，聯合出海打擊其他敵對勢力。
明朝後期，除本土海盜外，在東南沿海還出現了大批的日本浪人，這些浪人與北邊的蒙古構成了令明朝頭痛不已的“南倭北虜”問題。後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等國有組織的殖民擴張更是中國未曾遇到的新現象。
明政府擔心東西、新舊兩股外來勢力會合起來，會給國防造成巨大的壓力。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爲當時的葡萄牙人與日本人已有了不少的勾結，特別是在葡萄牙人中竟然興起了蓄養倭寇的風氣，他們競相招募大批來自日本的亡命之徒。這對中國絕對是一種可怕的威脅。時任兩廣總督的張鳴岡上疏朝廷建議租借澳門給葡萄牙，也正是以“葡倭勾結”的可怕後果說服朝廷的，正如他所說的，“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
明廷經過認真討論，決定“驅倭留夷(葡萄牙)”，將澳門租於葡萄牙。如此一來，葡萄牙殖民者與日本海盜的勾結就走到了盡頭。這不，就在當年，張鳴岡即命令葡萄牙全面驅逐日本人，還派海道副使俞安性負責監督執行。爲了將驅倭事業進行到底，中葡還刻碑立誓，其中的第一條就是“禁蓄養倭奴”。
與此同時，針對西方殖民勢力，明政府採取了“以夷(葡萄牙)制夷(其他殖民國家)”的策略。爲了防止西方殖民者聯合起來侵擾中國，更爲了加深西方各國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明政府除了將澳門租借給葡萄牙外，還對西洋商船徵收兩種不同標準的關稅(葡萄牙只有其他西方國家的三分之一)。
西方各殖民國本來就有矛盾，經明政府這麼一“挑撥”，矛盾就更深了，競爭也更激烈了。這就形成了一種有效的制約關係，有利於東南海疆的穩定。
以上這些足以說明明政府與葡萄牙形成了一種公開的“條約關係”。明政府爲此也盡到了一定的義務。比如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人與葡萄牙人爲爭奪澳門權益發生戰爭，葡萄牙馬上嚮明政府求援，廣東地方政府立即派遣水師增援。雖然最終並沒有真正參戰，但確實展現了兩國間另類的同盟關係。此外，明政府對荷蘭侵佔臺灣、澎湖始終採取不承認的態度，天啓年間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將荷蘭人擊潰於廈門，後又逐出澎湖。這也可以從側面證明明政府對葡萄牙的態度。
明政府的海疆維穩政策，以較小的代價，既打擊了國內海盜的囂張氣焰，又避免了西方各國的聯合侵犯，還保持了東南海疆長時期的和平穩定，真可謂一箭三雕!這種借力式的國際化維穩，體現了明政府的維穩新思路，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選擇。但無論如何，國力強大才能真正保證領土完整、主權統一，維穩政策只是權宜之計，發展實力纔是硬道理。那些租借出去的領土，隨着中國的日益強大，終究會一個一個拿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