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郎中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司馬遷漫遊回京城後不久就被任爲郎中，漢代的郎官無名額限制，多者可至千人，分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級，其任務是“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從東方朔爲郎官是“執戟殿上”看，所謂“掌守門戶”也就是值班警衛，那麼，“出充車騎”也就是皇帝的貼身護衛。司馬遷所任的郎中，是郎官中的最低一級官僚。
不過，郎官既在皇帝身邊，有較多接觸皇帝的機遇，漢武帝又較能知才而舉，所以漢代由郎官出身而後來成爲高官的人不少，漢武帝時尤多。這是因爲，漢武帝初上臺時年輕，朝廷老臣較多，起先漢武帝對朝政的發言權不大，後來可能是從一些大臣的養士之風得到啓發，便有意識地加強左右親信中評議朝政的人才，一以開闊自己的見識，二以在身邊形成一支可以與朝臣討論政事以加強自己發言權的議政力量。漢武帝的這個辦法，實在是一舉兩得的。
漢武帝身邊的郎官，如果表現突出，得到欣賞，便有進一步升遷的機會，或是升爲大夫，大夫又分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三級，他們仍是漢武帝身邊的內廷官僚;或是外放而成爲六百石以上的“長吏”，以及成爲二千石高官。總而言之，漢武帝身邊的郎官或大夫，升遷的機會要遠過於一般朝廷官僚。所以，作爲郎官，在當時乃是一種相當大的榮幸及機遇。
司馬遷作爲郎官在漢武帝身邊隨侍，大致有三四年功夫。這時候，漢王朝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力已大爲增強，加之漢武帝雄才大略，對內忙於興建，制度的興建和水利宮殿的興建，對外忙於各類戰爭，所以，政事上的活動是頻繁迭出的。例如，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出巡郡縣;次年漢武帝帶數萬人獵於今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登峒山;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帶主要將領、近20萬騎兵巡視西方，尋找匈奴主力決戰;同年率百官去泰山封禪(封，是上泰山頂祭天;禪，是在泰山下祭地);元封二年，漢武帝親率數萬民工到今河南洛陽的黃河決口工地，下詔命令文武百官都親背柴草，身先士卒堵寒決口，終於堵住了黃河決口。這當中的大部分活動，在《史記》中均有詳細記載，說明作爲郎中的司馬遷，此時一直是漢武帝的隨行人員，參與了這些活動。這自然大大開闊了司馬遷的眼界，增加了他對各地民情風俗的瞭解。在這當中的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馬遷曾奉漢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這一帶地區，是漢武帝執政後，逐步開闢出來的屬地，漢武帝曾派司馬相如、公孫弘等人出使過這一地區，司馬相如和公孫弘都是漢武帝欣賞的人才，依此推測，漢武帝此時對司馬遷的才能已頗有了解。我們從《史記》的《西南夷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章中可見一斑，司馬遷在這次出使中，是十分注重瞭解風俗民情的。
不過，這次出使的活動，對當時的司馬遷而言，其意義並不侷限於積累寫作素材，因爲，它在司馬遷的官場生涯上，無疑是展示了一片十分光明的前景。
這要從西南夷地區對當時漢王朝的重要性說起。漢初民生凋敝，百廢待舉，漢高祖劉邦在打匈奴吃了敗仗之後，轉而採取和親政策，可以說是自此確定了在邊境問題上採取守勢的方針，此後，呂后，文、景諸帝當政時期，對西北境匈奴的態度，主要是防禦;對於南方，漢高祖也只要南越領袖去掉皇帝稱號，改稱王，承認漢廷的中央政權地位，也就滿足了。這是總的守勢方針的不同表現形式。但是，到漢武帝時，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實力已大爲加強，這必然會在政治、軍事上反映出來，所以，漢武帝登上皇帝寶座後，已在逐步變守勢爲攻勢。從一般的軍事原則上看，先把弱的、好解決的，逐一解決，而後集中力量對付強敵，乃是一般的規律。所以，能解決好東南地區與西南地區的邊境問題，而後集中力量對付西北強敵匈奴，乃是適合政治、軍事的一般原則的。我們對漢武帝時期的大局有了這樣一個鳥瞰，然後瞭解，當時的所謂“西南夷地區”問題的解決，對於漢武帝的全局戰略上的重要性了。
漢武帝對待西南夷地區的策略，應該說是非常高明的。因爲這一地區小國林立，沒有特別的強敵，所以，在漢廷的總體策略上，並沒有採取武力解決的做法，而是以漢王朝的雄厚的經濟實力爲誘餌，誘使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領袖人物自願歸人漢王朝的版圖。當中雖因略有反覆而採取軍事行動，但動作不大，時間不長，基本上靠物質吸引和口頭說服。這一總方針是頗見成效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正是以司馬遷出使的實地考察爲根基，記錄了這一成的方針及其所取得的碩果。
所謂西南夷，是指分佈在今甘肅南部、四川西部及南部和雲南、貴州一帶的少數民族的總稱。司馬遷在《西南夷列傳》中，先是敘說了歷史，戰國末季，楚國的宗室、將軍莊王曾帶兵“威定”這一帶地區，恰逢秦國將楚國的相當於今四川、貴州一片地區侵佔，莊王與本國隔絕後，一度曾割據西南地區自立爲王。後來，秦亦派將領開通道路，將西南大片地區併入版圖。至秦亡後，西南又恢復小國林立的原狀。
漢初政策重心是休養生息，西南夷地區久與中央王朝斷絕來往，所以漢中央王朝對這一地區的瞭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一個偶然的機緣，漢王朝使將軍王恢擊東越取勝後，王恢便乘勝派番陽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接待唐蒙時，筵席上有枸醬，唐蒙瞭解枸醬是蜀地土產，回到長安，便向商人們打聽，南越怎麼會得到這種蜀地土產的。商人們告訴唐蒙：“蜀地的枸醬，賣到夜郎國，夜郎國在舸江邊，江面寬至數百步，可以行船，與南越接壤。南越多給夜郎國財物，能使夜郎國聽南越的話，但夜郎亦不願臣屬於南越。”
唐蒙工於心計，也可以說是我國曆史上善於通過出使機會獲取情報的先行者之一，他在獲悉這一情況以後，便上書漢武帝說：“南越王用的是皇帝儀禮，佔地東西萬餘里，名義上是臣屬於漢的屬國，其實也不過相當於漢之一州。倘若我漢王朝從長沙、豫章(今湖南、江西地區)出兵徵南越，水道常斷絕而難行。臣聽說夜郎國的精兵，有10餘萬，浮船舸江，出其不意，可以制南越使其歸漢。以漢王朝的強大，巴蜀地區的富饒，打通去夜郎國的道路，在那裏設置官吏，是十分方便的事情。”
漢武帝同意，於是拜唐蒙爲郎中將，帶了1000多士兵，另有萬人帶着糧食和財物一起前往，由巴蜀至夜郎見到了夜郎侯多同，送給他大最財物，果然夜郞候多同願意臣屬於漢，唐蒙回京師報告漢武帝以後，漢王朝便將它改名爲鍵爲郡，並且徵發巴蜀地區的兵去修路，直通河江。其後，蜀人司馬相如也對漢武帝提出，西夷邛、亦可置郡，漢武帝亦任司馬相如爲郎中將，仿效唐蒙的做法，賜其地少數民族領袖以財物，亦皆置郡。
那時候，後來當丞相的公孫弘剛剛應徵對策，策試第一，任爲博土，於是漢武帝派公孫弘去西南夷地區視察，公孫弘是儒家觀點，認爲不應浪費國家的財力、物力以開發邊遠地區，這類蠻荒之地沒有用處，無益有害，應該停止開發西南夷之事，漢武帝沒有采納他的建議。至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時，漢武帝正集中力量對付匈奴，西南邊地總體上亦較安定，公孫弘再次反對開發西南夷地區，認爲不宜四處出擊，分散國力。這次漢武帝同意了。
其後，漢武帝又派使者去西南尋找傳言中的身毒國(當爲印度)，未果，使者到了滇地(今雲南省地區)昆明就走不通路，不能再向西南去了。
《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還給後人留下了一句名言：
滇王對漢使者說：“漢和我哪一個大些?”夜郎侯也是這樣提問的。因爲道路不通，消息閉塞，他們各自以爲是一方之主，已經擁有很大的地區了，不瞭解漢的地區廣大。這就是成語“夜郎自大”的出處。
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司馬遷在敘事傾向上，已經申明自己的態度，對漢武帝在西南地區的做法總體上是肯定的，估計這也就是司馬遷向漢武帝彙報時的觀點。《史記》的敘事中，一直如此，詳於此篇即略於彼篇，前後呼應，連成一體。不過，還有一個原因，則是，當他出使回來時，正值父親司馬談病重，恐怕以他的心情，也不想多 談這個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