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清朝不修長城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長城修築的歷史可上溯到西周時期，發生在首都鎬京(今陝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戲諸侯”就源於此。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霸，互相防守，長城修築進入第一個高潮，但此時修築的長度都比較短。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秦始皇連接和修繕戰國長城，始有萬里長城之稱。
長城資源主要分佈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陝西、甘肅、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河南、青海、寧夏、新疆等15個省區市。其中，河北省境內長度2000多千米，陝西省境內長度1838千米。多數歷史記載：明朝是最後一個大修長城的朝代，並且，今天人們所看到的長城多是此時修築。
那麼，事實真是這樣嗎?
話說，清朝用來統一地方各藩部的手段，主要是：以德爲首、恩威並加。
相對明朝來說，清朝的疆圖進一步擴張，使得清朝的版圖不僅囊括了北方草原地帶，還西至西域，吐蕃，南至臺灣。而清朝邊疆的擴張，卻成就瞭如今新中國的版圖。到了乾隆時期，清朝已經實現了大一統，而明朝時“九邊邊鎮時時邊警”的局面早已煙消雲散了。
正因如此，當衆人提及清朝邊疆政策時，多數人持有清朝不修長城的觀點。因爲長期以來，長城都被作爲對遊牧民族進行防禦的工事。但是，在諸多史料記載中，我們還是發現了清朝維修長城的證據。清朝沒有大規模的修築長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已經大興土木，修了長城。
並且，長城的全部崩塌也不會發生在一夕之間 ，所以，清朝也無需對長城大肆翻修。
但是，清朝期間，對長城的維修被證實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時期還進行了新修。
在古時候，長城有許多稱謂，比如：邊牆和塞垣，而明朝主要叫邊牆。至於長城的稱謂來源，則是很早的時候，就誕生了。但是，明朝君臣卻對本朝修長城一事十分忌諱，這原因則可以從秦始皇大興土木，致使民不聊生的前車之鑑中，可見一斑。
然而，明朝的統治者並不願意重蹈覆轍引起民憤，更有明清時百姓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孟姜女哭長城。而此前，就已有據此改編的戲曲，話本，不禁讓明朝統治者更加爲之忌憚。
到了清朝，皇帝更加忌諱將修長城一事公之於衆：
從一方面來說，清朝皇帝不斷強調明朝修長城，是搜刮民脂民膏，耗費百姓勞動成果的無用之舉，是明朝君臣“視野短促”的表現(無德);
而另一方面，清朝皇帝則是反覆宣揚自己不修長城，反而把藩部作爲屏藩的政策，更誇讚自己治理邊疆的成就，不但遠超明朝，甚至，可與漢唐比肩。
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巡幸塞外，他提及：“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爲堅固也。”康熙的這段話，顯然並沒有誇大，漠北蒙古歸附清朝一事，正彰顯了康熙的“德”。然而，令人疑慮的是，僅僅依靠“德”，恐怕還遠遠不能夠制服所有的藩部。
所以，有學者持有“清朝對邊疆地區控制的程度如何，歸根結底取決於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的觀點。的確如此，沒有強盛的國力和強悍的軍事力量，僅僅靠德來完成統一，難度很大。所以，以德爲主、恩威並施，纔是清朝治邊的主要特徵。
具體來說，就是“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
一方面通過聯姻、年班、封賞等方式，拉攏疆域外主動歸附的部落，從而，確立其對清朝的臣屬關係。如順治帝曾言：“我國家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享富貴於無窮，垂芳名於不朽，豈不休乎。”
另一方面，清朝對與清朝爲敵的疆外部落給予了強硬打擊，組織八旗、蒙古、綠營聯軍作爲維護清廷絕對威信的一把利刃。又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於外番，恭順則撫卹之，鴟張則討滅之。”
在藩部全部歸附前的清朝，皇帝也已發覺僅靠“德”，根本無法完成統一，甚至，無法使直省地區擺脫藩部的侵擾。若不是清朝統治者果斷地對藩部侵擾直省的行爲，嚴加懲治，那就只能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將自己置於守勢，更加被動。
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而在此之前，青海蒙古對清朝的甘肅地區態度，其實，並不友善。順治朝時，清朝西北邊境頭號心頭大患，不是明朝的瓦剌，也不是清朝的漠西蒙古，恰恰是位於青海地區的蒙古諸部。
清初，甘肅地區接連不斷地受到青海蒙古的侵犯。彼時，甘肅地區的穩定程度論起來，甚至，不如明末。例如：順治十三年，清朝對厄魯特部落的巴圖魯臺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人傳令，提及：“乃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夷，威脅搶掠督撫按屢經奏報，即行遣官曉諭，爾終不悛。”
另外，比如：三藩之亂、王輔臣之亂時，青海蒙古“邊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進剿河東，乃拆毀關隘，襲執官吏，與官兵會戰，永固城副將陳達戰歿……”可以證實，甘肅地區確已成爲清朝邊患時時作痛的“痛處”。正因如此，清朝不得不繼續使用和維修明長城，來進行對青海蒙古的防禦。
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蠭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宼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牆，以限內外。”這段長城在甘肅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肅長城主要在東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間，青海地區發生了羅卜藏丹津之亂。這個人是固始汗的後裔，他一直都想效仿其祖父固始汗，坐上青海蒙古和西藏聯合首領的交椅。奈何當時青海蒙古已經歸順清朝，更何況，當權者也不想讓他坐上青海蒙古的頭把交椅。
從此，在青海蒙古一手遮天，無人轄制。
所以，羅卜藏丹津便咬着牙狠下心來決定與清朝徹底鬧掰，“誘衆犯邊”，主動攻打了甘肅的西寧等地。但是，羅卜藏丹津的威望，並不足以號召青海蒙古諸部落，所以，到了最後，他被清朝打敗，一路落荒而逃，直到漠西蒙古。
清朝此役雖說是獲勝，但是，也已經對青海蒙古攻打甘肅邊線的戰略原因瞭然於心。而當務之急，便是若再不積極建築防禦工事，就難以保證下次再出現戰亂時，敵人對甘肅地區的再度打擊不會造成動亂。經由此事，大將軍年羹堯請求在西寧的北川——邊疆外上下白塔的地方，從巴爾託海到扁都口周邊地方修補乃至新修邊牆、構築城堡。
後來，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堯的提議。
而“創修”兩個字，證明了那時的清朝，不僅維修邊防城牆，也會根據局勢重新修建城牆。修建長城(邊牆)不僅起到了隔絕作用——藩部和直省地區，並且，兼備軍事作用——戰時防禦。
意圖威脅甘肅的不僅僅是青海蒙古，漠西蒙古的野心，也已按耐不住。
趁着三藩之亂清朝捉襟見肘，難以顧及之際，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完成了對漠西蒙古內部的統一，並且，征服了周邊哈密等地。一時間，漠西蒙古在噶爾丹治下已然已成氣候，開始具備了明朝瓦剌的氣勢。
這時，因爲哈密和甘肅的距離較近，再加上漠西蒙古部衆被擊敗後，也已經逐漸遷徙到甘肅沿邊地區，如現在的阿拉善地區，導致清朝不得不去接濟救助這些背井離鄉，正處於危難之中的部落。一時間，甘肅地區不僅要抵禦青海蒙古的侵犯，還要管理阿拉善地區的蒙古部落預防其生亂，加之漠西蒙古軍隊東侵哈密並試圖繼續東進。所以，康熙帝不免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當時，雖然表面上漠西蒙古跟清朝呈和平態勢，但是，康熙知道，噶爾丹領導下的漠西蒙古繼續強大下去，極有可能發展成清朝的威脅。到了康熙十六年，甘肅提督張勇就上書：“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衆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
在《秦邊紀略》中，噶爾丹被比作西漢匈奴冒頓單于這樣的梟雄，並記載了噶爾丹逐步統一西域諸部落的事蹟，“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率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苟任捍禦者狃於無事，不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
然而，康熙帝並不是沒有感受到來自噶爾丹的強大威脅，而是他必須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亂。康熙二十年，雲南昆明在清朝官兵的圍攻下，終於被攻克，三藩之亂基本結束。這時，康熙帝才鬆了一口氣，轉而注意清朝的北部邊疆。彼時，噶爾丹自從統一漠西蒙古後，也逐漸對更廣闊的東方土地垂涎欲滴。
這兩個強大的政權默默注視着彼此，蓄勢待發。噶爾丹不滿足於區區漠西蒙古首領之位，於是，在康熙二十七年，趁漠北蒙古內亂，他悍然出兵，侵犯東方邊界，佔據了漠北蒙古，一手促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亂局面。當時，中俄正協同分界事宜，但是，中國使臣卻無法通過漠北蒙古出境，所以，最終不得已而爲之，尼布楚被定爲了談判地點。
說來，這《尼布楚條約》之稱的來源，也十分有趣。噶爾丹東侵，不僅佔據了漠北蒙古，擴大了領地，還迫使清朝在與俄國的談判中落入被動。
於是，清朝在條約中不得以對俄國稍作退讓。
然而，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清朝得以空出雙手專心對付噶爾丹。
而此時的俄國，囿於自身利益也不敢貿然支持噶爾丹，否則，談判所得成果將會悉數作廢。康熙二十九年，漠南蒙古被入侵，噶爾丹大軍可直達漠南蒙古的烏蘭布統，距北京僅僅四五百里，對清朝已經是如芒在背，如鯁在喉。彼時，康熙帝也難以忍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於是，打算御駕親征。
後來，清朝大炮衝開了噶爾丹的駝陣，他在烏蘭布統被擊敗，狼狽逃走。但是，此後幾年依舊在清朝北部邊疆活躍，成爲清朝統治者的心頭大患，對漠北蒙古和甘肅地區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而，康熙三十三年，朝廷議定大規模維修陝甘地區邊牆。
當年，川陝總督佛倫接旨巡檢查驗陝西三邊的邊牆，便向康熙反映了邊牆現狀，以及呈上了修建計劃：
“臣奉旨查閱三邊，查陝西自肅鎮嘉峪關北邊，以至寧夏賀蘭山起處，俱系土築邊牆;自賀蘭山之勝金關起，至賀蘭山盡之平羅營，原無邊牆，以山爲界……三邊牆垣，歷年久遠，坍壞已多，若不亟爲修理，必致倒廢。但三邊遙遠，不能剋期修理，勒限完工，請於明年漸次修補……從之。”
在那時，清朝維修陝西三邊邊牆，正是爲了抵禦噶爾丹的侵伐。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病死，戰爭才暫時落幕。
雍正帝繼位後，清朝的西北邊患依舊，他秉承父親統一的遺志，決定西征漠西蒙古，將軍隊一分爲二，分別分爲北、西兩路大軍。而這時的漠西蒙古，軍事力量強悍，人心看齊，可謂是團結勇武。雍正九年四月，傅爾丹率領北路軍精銳，在和通淖爾對漠西蒙古的計謀失察，深陷敵軍包圍。
之後，傅爾丹雖帶領小部分剩餘力量拼死血戰、衝出重圍，回到了科布多，損失不可謂不慘重，“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但是，雍正帝在發佈西征詔諭時，可謂是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甚至，有一舉覆滅的氣概和信心。然而，當得知清朝北路軍滿蒙鐵騎精銳慘敗而歸時，他的內心無疑是十分沮喪的。
因爲，西路軍遠隔天邊，且主要是綠營兵，從距離和實力上都難以依靠。而京畿之地和北方駐防的八旗精銳，也在這場戰役中傷筋動骨。康熙時，在擊敗噶爾丹時，曾建功的山西右衛八旗，在和通淖爾之戰時，“右衛駐防官兵陣亡566名，廝役陣亡526名，合計千人以上”。
所以，相比之前的意氣風發，胸有成竹，雍正帝此時已經感到下不來臺，甚至，產生了些許心慌。
爲了預防漠西蒙古南下，對漠西蒙古，以及中原地區進軍。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下令加強古北口、大同等地的防禦，並提及：“至於邊牆，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築，以肅邊境。着御史舒喜，天津總兵官補熙前往，會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
從當時的局勢，可以知曉，修築邊牆一事顯然是爲了應對來自漠西蒙古的威脅。從《清史稿》中，也可以發現：“雍正九年，令直隸疆臣修治邊牆，其古北、宣化、大同三處，鹹募兵增防。自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要隘，亦酌增弁兵”的評價。
其中“增防”一詞，清晰地證實了當時的朝廷對準噶爾來說，在戰略上處於被動的守勢地位，而修邊牆的目的，也是爲了防禦。更甚者，清朝還在長城沿線設防，增用墩兵以瞭望漠西蒙古動態，隨時防禦。實證就是乾隆十二年時，山西巡撫請求：“晉省墩兵從前因邊方緊要，每墩設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裏，自應因地制宜，酌量徹留，除樓子營所管石城等墩臺一十六座，俱設在邊牆或與邊垣附近……”
由此可見，清朝不僅利用邊牆這一工事抵禦外敵，還參照明朝，設立墩兵，起到警戒作用。
總之，一方面我們應該肯定清朝對於統一邊疆地區取得的豐功偉績。但是，同時也要知曉，清朝的統一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旦藩部地區有異心，清朝也不得不學習明朝，通過維修邊牆來抵禦外敵。而清朝統治者，對於自己修邊牆來保衛中原正統王朝的行爲，始終羞於出口，更不願意大肆宣揚。
參考資料：
【《秦邊紀略》、《清史稿》、《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國經營西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