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15世紀“地理大發現”的開始與進展，西方國家開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擴張。1619年，荷蘭殖民者佔領雅加達，並將其更名爲巴達維亞。殖民者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由於人口不足而引起的糧食、勞動力等等資源的缺乏。爲了增加勞動力，開荒建城，發展經濟，荷蘭殖民者開始從南洋各地誘拐華人，而中國福建、廣東等地的漢人也不得不爲了養家餬口而背井離鄉。
華人勇於開拓的天性使他們在何地都能迅速發展起來，而隨着華人的大量涌入，華人地位的逐漸鞏固，殖民當局認爲威脅到了其殖民統治。從17世紀末年起，殖民當局先後頒佈了針對中國的移民禁令，但收效甚微。此後禁令不斷，1736年規定，凡是1729年入境的華人，只有被認爲有用的人才允許領取居留准許證，其他一概遣返。
1740年(乾隆五年)，隨着當地支柱產業製糖業的衰退，失業華人增多，影響社會穩定。警察抓獲的罪犯大多“烏衫袴之唐人”，殖民當局下令，凡穿黑衣黑褲的人，一律捉拿。在這種情況下，富裕華人遭到仇視，貧窮華人被認作危險分子，人心惶惶。爲求自保，許多華人逃往城外，推舉黃班爲首領，準備自衛，意圖自救。而其中出了一個名叫林楚的叛徒，向當局告密，於是殖民者與華僑之間的戰鬥打響，大屠殺正式上演。屠殺持續了一週，單是10月9日至12日，全城華僑被打死、燒死、吊死或溺死的共有一萬多人，財產損失無法估計。荷蘭殖民者也將其稱爲“是巴城也許是全世界人類所遭遇到的最恐怖的一夜”，史稱“紅溪慘案”，又稱“1740年巴城大屠殺”。
中國封建王朝向來漠視海外華僑，“紅溪慘案”發生後，清朝統治者並不重視，認爲被害華僑都是“自棄化外之人”，“系彼地土生，實與番民無異”，“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此一事件也並未影響中荷邦交，“請將南洋一帶諸番仍準照舊通商，以廣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這次事件也是清朝官方華僑態度的總體現，清朝統治者頗有不以家奴破壞友邦之情，此言讀之令人心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