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衣食住行等維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這是蘇聯在1918-1920年國內戰爭時期採取的經濟政策，稱作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蘇聯遭遇嚴重的糧食危機。在一次會議上，時任糧食部長的瞿魯巴突然昏倒，他是餓暈的。作爲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卻沒能填飽自己的肚子，這樣下去隊伍沒法帶了，列寧當即指示設立“療養食堂”。“療養食堂”就是“特供”的最早起源。
“療養食堂”只能讓一部分人先飽起來，“療養食堂”之外的慘象，由中國報紙派駐莫斯科的特約記者瞿秋白忠實地記錄下來：“一堆一堆飢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臥道旁，呻吟轉側。竟有飢餓難堪的農家，寧可舉室自焚。還有吃死人肉的呢。”蘇聯饑民甚至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穩定，穿越邊境的蘇聯難民中間混雜着數不清的武裝分子和間諜，面對這種嚴峻形勢，中國各界捐款捐糧，合力組織“俄國災荒賑濟會”，集糧數百車過境救濟俄國災民無數。李大釗和彭澤湘等人最初都是以“俄國災荒賑濟會”的名義奔赴蘇聯的。
1920年列寧實施新經濟政策，恢復市場交易，經濟形勢得到改善，但是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後，終止新經濟政策，開展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後來被稱作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雖然是從新經濟政策朝軍事共產主義的方向倒退，但沒有完全回到軍事共產主義體制。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政府全盤控制生產環節，而在分配環節則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特供體系，一部分是普通商店。
特供商店商品豐富，價格與國際接軌，普通商店不僅價格高，而且長期短缺，有錢買不到東西。二戰後，蘇聯的生產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國民生活水平改善緩慢，因爲龐大的特供體系霸佔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成果。
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說的一句話：“幹部隊伍的穩定是成功的保障。”特供體系下，特權與職務掛鉤。爲維護幹部隊伍的穩定，幹部通常只升不降，升到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便終身任職不用退休。領導幹部終身制，堵住了年輕幹部的晉升通道，爲了調動年輕幹部的積極性，不得不增設機構以增加領導崗位，到上世紀70年代末，蘇共中央直屬的部級機構達到了20個之多，其中大部分與政府機構重疊。特供系統不僅按級別照顧領導幹部，而且擴大到他們的家屬，形成龐大的特權階層。
特供不僅要滿足特權階層的消費需求，而且是黑市商品的主要來源。蘇聯的特供體系也不侷限於特供商店，而是深入到了服務業，醫療保健、子女教育、休閒旅遊自不必說，連空姐和飛行員都是特供的。特供系統穩定了幹部隊伍，但是特供機制對經濟增長毫無貢獻，而且負擔越來越重。當家人知道狀況不可持續，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在領導層引起特供受損的擔憂，結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職。等到戈爾巴喬夫接手的時候，蘇聯經濟已是沉痾難起。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體制改革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最初也是從經濟領域開始改革的，只是沒有成效。在1985年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說：“決定國民經濟發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場，也不是自發力量，而首先應當是計劃。同時，應當對計劃工作採取新的態度，積極採用經濟槓桿，爲發揮勞動集體的主動性提供廣闊天地。”不作私有化改革，不准許個體經營，不開放外商投資，僅僅擴大國有企業主權，實行工人選廠長的所謂“民主管理”，這些措施導致生產效率下降。適逢國際石油價格下跌，發鈔失控，以致通貨膨脹愈演愈烈。這纔不得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舒緩社會壓力。
在特供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蘇聯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改革方向，是把自己熟悉的特供體系擴大，希望最終把工人階級也囊括進特供體系中去。不過，歷史沒有讓這個目標最終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