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西歐的城市自由真的實現人民自由了嗎? 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歐洲在我們看來是屬於發展比較發達的地方，雖然它的發展起源沒有中國早，但其發展速度不亞於任何國家。至今我們仍能看出歐洲人的思想非常開放，而這種思想的開放得益於歐洲對人們自由權的解放，因爲早在中世紀時西歐就已經出現了閃爍自由光芒的城市。
西歐中世紀以前，長期由羅馬帝國進行專制統治，尚處於封建社會的西歐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發展都較爲緩慢，顧名思義此時的西歐人尤其是下層民衆，是沒有自由可言的。進入中世紀後，出現了與封建傳統社會迥異的新事物——城市。
這種城市的出現是伴隨着領主莊園經濟的發展，市民鬥爭精神的崛起，商人階層不斷壯大以及領主與封建社會的鬥爭而出現的。中世紀的西歐城市一度被看作是一種自由的象徵，但這種自由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是否代表了西歐城市的真正面目呢?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類比羅馬時期的民主政治，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時候的任何一種國家制度，總會有得益和失益的一方，很難做到兩全其美。所以對於中世紀西歐城市“自由”的說法，還需要全面的、批判的去認識。
一、伴隨着商業的發展，西歐成爲孕育城市的搖籃
西歐城市雛形的出現是在加洛林時代，當時還不能稱之爲城市，而是在村莊邊緣出現的城鎮，這種城鎮的功能是進行商業交易，與中國秦朝時期的市類似。它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代城市的傳統，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促進新的組織形式的發展。
伴隨着商業的發展，規模的擴大，這種城鎮逐漸演變爲城市。除了在村莊周圍出現了承擔商品交易的城市，在西歐修道院或城堡周圍也出現了城市，這種城市的功能是爲了應付侵襲而修築的城堡，起到有效防禦的作用，它也是作爲城鎮或城市的雛形逐步擴大爲城市的。
自從城市雛形出現之後，商業進一步的發展，領主爲了促進人口、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將大部分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人民容納到城鎮中，這些勞動人民或是本地社會較低的人，亦或是從外地來的人，他們的人身自由可以說不受自己控制，被領主招來勞動，同時繳納賦稅，他們會將自己勞作的農作物換做貨幣，在向領主繳納貨幣，作爲領主的貴族，對貴重的奢侈品有強烈的慾望，他們又將這些貨幣用來購買奢侈品。
領主們對農民的交納時間不是在宗教節日，而是在召開集市的時候，因爲此時農民可以在交納賦稅之後，剩餘的農產品賣向城市，這樣城鎮就能夠更好地招來人口，促進貿易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在此之前的農民剩餘農作物是不能出售的，城市的出現，爲這些剩餘農作物提供了藏身之地，農民和領主之間存在着某種利益聯繫，但是這種行爲本身還是更有利於領主的利益。因此，城市的發展並不僅僅只是商業經濟發展的推動，領主與勞動農民之間的關係也推動城市的發展。
除此之外，城市另一個功能是加強防禦的作用，除了進行商業貿易的城市，西歐還有一些城市是圍繞修道院或城堡建立起來的。西歐的修道院和城堡往往佔據最有力的地位，一般都是在河流邊或關口，是領主作爲防禦用的。
但是孤立的城堡周圍也需要一些城市來補給，勒高夫說，修道院和城堡促進了一套新的城市體制的出現，而領主階層的教會成爲了中世紀西歐城市的締造者。如此看來，修道院和城堡也孕育了城市的發展。
中世紀西歐信奉基督教，在十一世紀之後，西歐基督教開始向外傳播，在新佔領的殖民地土地上西歐也建立了一批城市。在殖民地建立起來的城市，就是爲了鞏固其統治了，這些城市被看作是貿易中轉站或是邊界防禦點亦或是行政中心。
爲了擴大城市的規模，他們會鼓勵殖民地其他市民移居到本城市，並承諾對於那些移民來的市民，免除他們市場稅還能夠參加集市。
由此可以看出,孕育中世紀西歐城市封建社會的領主是締造者，農業的成功和傳統莊園經濟發展成爲推動者，教會鼓勵向外傳播宗教，促使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因此，西歐中世紀城市與傳統社會並不是相對立的狀態，更可能是對西歐傳統社會的延續。封建社會傳統的權利結構也仍保留着，且在一些城市的權力體系中也能體現出來。
二、城市裏的“自由”——上層貴族領主們的天堂
城市一直被看作是一種自由的象徵，因爲提到城市，我們能想到的是民主開放，在城市中能夠買到自己所需要或喜歡的商品，個人的勞動成果也能在城市中得到反饋。
如勞動人民可以將自己勞作的農產品帶到城市換成貨幣,他們又可以用這些貨幣買到自己所喜歡的東西。然而放到中世紀西歐的城市，這種自由大部分說的是地位較高的領主或貴族。
中世紀歐洲城市的締造者就是封建社會的領主，所以他們也是這些城市的管轄者。這些主教、伯爵、公爵、子爵、國王等，他們都只是將一部分權利讓渡給城市，雖然在表面看來，他們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限制，但是城市的發展能夠讓他們得到更多的自由。
最高司法權、行政權、徵稅權等等這些都是屬於貴族的領主，他們賦予城市的是一定的財政權和一定的經濟自由權，當人們能夠在城市中生產生活並獲得滿足感，他們就會對領主的統治產生信服，這樣一來貴族們就獲得了更多的自由。
因爲原本的徵稅權可能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權利，但由於城市的發展，人們可以通過商業貿易賺得貨幣，從而能夠繳納賦稅,所以貴族領主的徵稅權得到進一步體現。還有教俗領主的統治權力進一步擴大，在中世紀西歐城市中世俗領主不僅是多數城市的創建者，還擁有統治城市內部的權力。
在城市的構建中往往具有分層的現象，城市外層主要是地位較低的市民，而城市內部則是代表權力機構的城堡或宮殿，這些城堡和宮殿都是由教會和世俗領主佔據，不僅處於城市內部，而且還是在城市地勢最高的位置，象徵着權力的至高無上。
由此看來，中世紀西歐城市的發展確實賦予了教會和世俗領主更多的權力自由，讓他們能夠藉助城市進行更好的統治，促進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三、侷限的“自由”——下層貧苦百姓的噩夢
從古至今，我們人類一直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必然會存在階級鬥爭，一場階級鬥爭中有受益的一方，必然會有不利的一方。
古代希臘雅典的民主政治可以算得上是繼封建制度之後的開明的政治制度，但根據史書也可以看出，這種奴隸制民主政治是一種不普遍的民主，雖說全體公民都具有政治權利，但是對公民的定義卻十分嚴格，大部分人可能都還是平民或者奴隸，他們並沒有從民主政治中獲得很多的益處。
還有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那些從事商業的人和資本家們擁有社會大部分的財富，他們能從這種經濟制度中獲得較大的收益，然而在金融危機時所暴露出的弊端也可以看出工人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備受壓迫和剝削。
中世紀西歐城市亦是如此，儘管這些教會和世俗領主在這種城市體制中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對那些市民來說，自由度卻是相當之低。他們的存在只是領主們的奴僕，從事的是最低等的職業，他們所享受的自由更多是體現在領主限定的範圍內。
在對西歐中世紀城市的研究中看出，這些城市都還遵循着傳統的封建社會等級劃分，最高等級的是教士，其次是騎士，最後是勞作者。城市在分層上，這些社會地位最低的勞作者往往在城市的最邊緣，其實他們在城市中的居住權力也多少是要受到領主們的同意和認可。
即使農民可以將剩餘的農作物拿到集市賣，也要從領主那裏獲得市場、集市、徵稅等權利，並得到特許證才能夠進入城市從事商業貿易，通常情況下，農民們的作物在交完賦稅之後所剩無幾。所以城市空氣使人自由這句話，在中世紀西歐的下層民衆身上完全體現不到，他們是城市的邊緣化人羣，同時也是不自由人羣，那種普遍的、全民的自由在中世紀歐洲等級化的城市中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世紀西歐城市的出現是一種進步事物，同時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自由的象徵。城市的出現是伴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市民鬥爭精神的解放而產生的，最初的城市也秉承着全民自由的理念，但事實證明在階級社會中沒有絕對的自由。
西歐的教會和領主們是希望通過城市進行更好的統治，這些上層人士的確能夠從城市的建立中獲得更多的自由，但相對於那些底層人士，他們並沒有因爲城市的建立而變得自由。所以對於西歐中世紀城市所帶來的自由我們不能夠泛泛而談，應全面的、客觀的看待這種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