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2日，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爲掩蓋其活體實驗和細菌戰的累累罪行，開始陸續炸燬它在哈爾濱平房地區的所有營房和實驗室。
70年後，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東側，一座矩形黑灰色的紀念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落成。這座外形酷似飛機黑匣子的建築被命名爲“黑盒”。走進這座歷史的“黑匣子”，其中陳列的衆多珍貴藏品向世界真實地還原了侵華日軍進行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的反人類罪行。更讓人們看到了——“七三一”，這個冰冷的番號背後，隱藏着的許多不爲人知但卻十分重要的歷史事實。
日本決策層扶持
並推動七三一部隊擴張
七三一部隊的前身是1933年在東北建立的“加茂部隊”，該部隊正式創建於1936年，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曾經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高材生，他曾向日本軍部的決策者獻出這樣一條建議：“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就是這樣一條突破人類基本文明底線的建議得到了日本決策層的高度認同。
在戰後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上，關東軍醫務處處長梶塚隆二中將和七三一部隊細菌生產部部長川島清少將曾供述：“天皇曾下達敕令組建七三一部隊和一〇〇部隊”。然而這一供述在此後不久就遭到七三一部隊成員和日本社會各界竭力否認。
事實究竟如何，七三一部隊僅僅是以石井四郎爲代表的一羣日本軍醫們自主策劃和推動的“創意”嗎？
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日民間保存的細菌戰文獻文物蒐集、整理與研究”課題組不久前公佈了一批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檔案，這些檔案主要來自日本防衛省、厚生勞動省、國立公文書館等機構。
其中一份1936年9月日本參謀本部的文件《關於制定允許陸軍軍醫學校職員兼職爲關東軍防疫部職員之事》，記載了日軍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給陸軍大臣寺內壽一的命令，以及日本天皇的軍令案《軍令陸乙第四十一號》：“朕命令制定並實行陸軍軍醫學校職員兼職爲關東軍防疫部職員之事的方案”。
關東軍防疫部即爲七三一部隊。
哈爾濱市社科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人楊彥君說，這份新發現的文件能夠充分證明天皇知道七三一部隊的存在並扶持了七三一部隊的擴張，更進一步印證梶塚隆二和川島清供述是真實可信的，也足以證明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組織、成規模地集團犯罪、國家犯罪。
事實上，隨着日本侵華腳步的加快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以七三一部隊爲核心，日軍的細菌戰研究、實驗、作戰體系不斷擴大：關東軍第一〇〇部隊、北京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隊、南京榮字第一六四四部隊、廣州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隊、新加坡岡字第九四二〇部隊……
最新發現的“防疫給水部關係部隊一覽表”顯示，日軍在戰敗投降前已建立63支細菌戰部隊，覆蓋中國大部地區以及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亞、東南亞地區。七三一部隊，只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系統的反人類罪行的代表符號。
已發現“特別移送”檔案記載
人體實驗受害者達1549名
人體實驗是被石井四郎嚴令“必須要帶進墳墓”的絕密。在七三一陳列館新館裏，一幅幅“特別移送”檔案隔着櫥窗清晰可見。其中一份檔案右上角蓋有紅色“特移扱”的條形方章，落款時間是1942年8月8日，被移送人員是一名叫阿列克塞的蘇聯人，年僅24歲。
“特別移送”是關東憲兵隊及其軍警機關向七三一部隊提供人體實驗材料的特定稱謂。被“移送者”多是以蘇聯間諜名義抓捕的抗日軍民、反法西斯志士。這些人被七三一部隊用作活體實驗後無一倖免。截至目前，據統計，在已發現的“特別移送”檔案中記載的人體實驗受害者多達1549名，包括中國人、朝鮮人和蘇聯人。
國內有“特別移送”檔案，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科學技術部檔案室保存着七三一部隊人體實驗報告書原始檔案，包括《炭疽菌實驗報告》《鼻疽菌實驗報告》《鼠疫菌實驗報告》。這3個報告共計1522頁，詳細地記載了七三一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情況，這些檔案的影印件在七三一陳列館新館內都有展出。
在一處還原七三一部隊安達野外細菌實驗的場景旁，播放着原七三一部隊運輸班司機越定男的視頻，他講述了1944年2月份安達野外實驗的一次“事故”：
“我們從望遠鏡看到，一個人把繩子全解開了，一個人已經逃了出來，一個一個地解，在我們飛快地跑到時40人已經全部解開，他們分散地向四面八方逃去，如果逃走就會成爲很嚴重的問題。已經沒有辦法，所以要用汽車把他們全部軋死，我們開着車過去。其中有正面撞上的，有在車輪下滾動的。”
通過跨國取證，研究人員蒐集的七三一部隊原隊員證言的視頻資料達200多個小時。他們和越定男一樣，以加害者的身份指證七三一的罪惡行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七三一部隊的犯罪事實。
在不斷的跨國取證中，研究人員曾接觸過大量日本官方、民間團體，其中不乏一些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對於七三一部隊進行的細菌戰和人體實驗，日本從官方到民間右翼團體都沒人敢否認……從遺址、檔案到證人證言，其反人類罪行的證據鏈條十分完整、無法辯駁，特別是美國解密的8000餘頁七三一部隊及日本細菌戰原始檔案，更將七三一滅絕人性的罪行鐵板釘釘。”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說。
戰犯大都是日本醫學界精英
歪曲人性的醫學倫理至今有影響
據日本保存的《極密·駐蒙軍冬季衛生研究成績》一書記載，1941年3月，華北軍防疫給水部與駐蒙軍團防疫給水部在現在的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用8名八路軍戰俘進行野外凍傷實驗，檔案中有8人的名字，只是將名字的中間字有意劃掉。事後，參與活體解剖的研究班班長谷村少佐爲被害者宣讀了悼詞：“你們8個人爲了人類的醫學進步，獻出了自己的身軀，在此表示哀悼。”
在研究人員看來，加害者煞有介事的“追悼”背後，隱藏着其對人體實驗的扭曲認識。
與日本普通將官、士兵不同，七三一部隊的戰犯大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醫學界精英。他們的罪行大多不是一時的獸性大發，而是在扭曲的醫學倫理和人性下的自主犯罪。
二戰結束後，美國與以石井四郎爲代表的七三一戰犯之間進行了一場祕密交易，大批本應受到審判與懲罰的七三一部隊人員得以逍遙法外。
逃避了戰犯審判的七三一部隊成員，回國後繼續在日本醫學界擔任要職。如京都府立醫大校長吉村壽人、京都大學醫學部微生物講座主任田部井和、金澤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授石川太刀雄丸、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校長中黑秀外之、日本防衛大學教授增田美保、北里研究所病理部部長笠原四郎、兵庫醫科大學教授岡本耕造……
這些人戰後活躍在日本醫學界，使歪曲人性的醫學倫理至今影響着日本醫學界。“人類爲醫學的進步進行有價值的犧牲”，這種極端荒謬、本末倒置的思維方式至今在日本醫學界仍有市場。
七三一部隊在戰爭期間的倒行逆施和戰後貽害，引起了日本一批有良知的醫師們的反省，他們組織了相關研究會，從戰爭與醫學、醫學與道德的角度研究日本二戰期間的戰爭責任。
2012年，日本舉行的“戰爭與醫學倫理”檢證推進會的一篇報告中這樣寫道：“醫學工作者和醫師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踐踏人權和尊嚴，利用人體實驗進行生化武器開發和參與戰爭的呢？那不僅是遵照國策，也是他們自己好奇心和利益的驅使。爲了醫學界得到國民的信賴。正確檢查過去發生的事實，明確問題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