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需要知道對手的一切，甚至連丘吉爾丟棄在垃圾筐裏的廢字條也不願放棄。這裏講述了1945年三巨頭會晤期間的一樁趣事。
1945年2月4-11日之間，在克里木舉行的“三巨頭”第二次會晤，標誌着反法西斯聯盟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它將斯大林與羅斯福的個人關係也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從新姆菲羅波爾附近的沙卡機場乘車前往雅爾塔，也使總統親眼看見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佔領的蘇聯土地上破壞的規模。我覺得，當時他非常誠懇地對斯大林說，他對納粹分子變得“更加殘忍”了。總統還強調說，勝利之後，美國應該首先向蘇聯提供經濟援助。如果羅斯福的計劃得以實施，那麼就會向我們提供美國設備，美國專家會幫助我們掌握新機器，而兩國的關係也會是另外一種樣子。並且，當時在裏瓦地亞，與斯大林單獨會談時，羅斯福總統繼續談到了未來的計劃，他似乎是從蘇美戰後可能合作出發的。斯大林同樣對這種可能表示了歡迎。
整體而言，雅爾塔會議的氣氛是良好的，這也促成了在日程的各個問題上達成協議。與此同時，隨着戰爭接近結束，聯盟內部的矛盾也逐漸出現。在與斯大林的談話中，羅斯福多次指出，隨着和平時期的來臨，反對美國與蘇聯戰後合作的力量也會活躍起來。因此，總統一直在推進戰後建設的設想，加快了制定新的國際安全組織的行動原則。
當時，三位領導人一致聲明，非常重要的是，保持三大國的一致，保障三國共同維護持久和平的機制。
他們是否相信了這種可能?或者他們鄭重宣佈的目標跟他們的真實想法遠非一致?
斯大林滿心疑慮地接受了英國人提出，並得到美國人支持的、新的國際組織安理會投票規則的表述。他堅持保留“否決”權，於是，雅爾塔會議之後，就互相可以接受的程序達成了協議，蘇方將此看作華盛頓在平等基礎上與蘇聯在戰後發展關係的跡象。
有關雅爾塔會議，現在已經寫了很多。那裏討論過的問題，以及做出的決定，是衆所周知的。但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神話是，在雅爾塔似乎發生了對歐洲的分割。這完全不對。當時談的是對德國的分割。並且，羅斯福與丘吉爾在德黑蘭會議上堅持將德國分割爲幾個小國家，而在這一次態度則相當軟化。
蘇方對分裂德國設想的現實性表示了懷疑。結果是，在雅爾塔決定，將此問題轉給歐洲諮詢委員會審議。此後，這個問題從議程撤掉了。至於其他的東歐國家，除了此前提到的波蘭問題之外，在劃分勢力範圍這個意義上根本就沒有談到過。
有關領土問題只是決定把蓋尼科斯別爾克以及東普魯士與此接壤的地區轉交給蘇聯，另外達成協議，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是有條件的(把南薩哈林島和千島羣島交還蘇聯)。
有趣的是，無論是斯大林，還是羅斯福對雅爾塔會議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們兩位都把這次會議當成是權力平等的典範。羅斯福總統說它是美國曆史中，乃至整個世界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他宣佈說此次會見應該勾畫出單方面行動，封閉性聯盟，實施影響的範圍體系的輪廓。總統還講到，所有這一切將被一個世界性的組織所代替，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能參加到這個組織中來。
我認爲，雅爾塔的經驗，當時斯大林和羅斯福之間所建立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在處理國際事務以及蘇美之間的相互關係中能夠引起巨大變化並朝好的方向發展。顯然，雅爾塔開闢了通往這一切的道路。不管怎麼說，莫斯科是這麼感覺得。但這種感覺並沒有持續多久。
在“三巨頭”會議上氣氛異常緊張。但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我此前提到的那樣，作爲翻譯不僅要口頭翻譯領袖之間的交談和主席團會議的爭論。還要編纂所有會議和會面的備忘錄，準備起草發給莫斯科政治局成員和駐華盛頓、倫敦大使的電報文稿。此外還要負責翻譯代表團之間交換的備忘錄和留言。有時忙的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德黑蘭會議期間，有一次斯大林邀請羅斯福和丘吉爾進便餐。那時翻譯的位置不像現在是在領導人背後，而是在桌旁第一排。服務生給翻譯的盤中上了所有異常講究的飯菜。那一天我沒來得及吃早飯，加之前一天晚飯也沒吃，所以非常餓，但仍然顧不得吃，老是忙於翻譯席間的閒聊。但當一份最好吃的菜上了之後，我不能自制，趁沒人說話，趕快切了一大塊，很快塞到嘴裏。
可就在這個時候斯大林要問丘吉爾問題。我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再把它吐回到盤子裏，只是哼哼唧唧地說了些什麼。
斯大林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嚴厲地盯着我低聲埋怨道：“你怎麼搞的，難道是讓你來這兒吃飯的嗎?你在這兒是翻譯，是工作來的。真不像話!……”好在羅斯福、丘吉爾對此反應很詼諧。兩個人大笑了起來。斯大林跟着也笑了，這下我知道，這事就這樣過去了。然而，從此之後在正式宴會上我再也不敢吃東西了。
在德黑蘭會議期間，有這麼一件事。當激烈辯論有關開闢第二戰線的問題時，許多人都發現，艾登給丘吉爾寫了一個小紙條。首相讀了紙條，在上面寫了些什麼，又交給了艾登。後者讀了丘吉爾的紙條，把紙揉成一團，扔到了旁邊的字紙簍裏。會議結束，與會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讓我搞到那個紙條並向他彙報，紙條上寫的什麼。顯然，他認爲紙條上所寫的會涉及英國對所討論問題的立場。我和斯大林保安部隊的一名軍官一起找到了那張紙條，並迅速拿着紙條去找斯大林，當時他跟莫洛托夫一起在使館的花園裏散步。我打開紙條，讀了出來：“溫斯頓，您褲子的拉鍊開了。”接下來是丘吉爾的手筆：“謝謝。老鷹不會從窩裏掉下來的。”斯大林樂壞了。1945年夏天，丘吉爾在英國大選中失利。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接替了他的職務。和他一起前來波茨坦的新任英國外相，英國著名的工人運動活動家恩內斯特·貝文。有一次在洗手間(有時翻譯也要陪同自己的上司去洗手間)，貝文站在離斯大林的小便池不遠，開玩笑說：“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公廁是惟一地方，只有在這裏勞動人民才能夠用雙手掌握到生產資料。”斯大林狡猾地笑了一下，也開玩笑道：“在社會主義世界也一樣。”
我和扎伊採夫到摩爾曼斯克出差的報告得到了海軍總部的批准。接着，我又有新任務——去基輔，歸第聶伯軍區艦隊調遣。
能夠到基輔，真是讓人高興。已經有一年多我沒有去那兒了，而現在可以見到父母，跟朋友們重聚。
但我高興得太早了。按照命令的規定，我不能見任何人，必須立即趕到艦隊司令部，那裏會給我詳細的說明。此外，這是一次祕密行動，所以我也必須穿相應的服裝。此次我應該身穿海軍軍服，但不是我在艦隊服役時的紅海軍戰士服裝，而時海軍上尉軍服。連同制服一起發給我的證件上寫着海軍上尉。不過，有人立即告訴我，軍銜僅僅是此次出差期間有效。
火車於清晨到達基輔。站前廣場上空蕩蕩的。我看見了如此熟悉的車站大樓的正門，是現代烏克蘭巴羅克風格，於三十年代建成。下着雨，感覺很冷。接送外國遊客時，我到過這兒多少次啊!我熟悉這裏的每一個僻巷，每個通往站臺的過道。並且，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陽光明媚的夏日，鮮豔的黃色無棚大客車，衣着鮮亮而快活的少男少女們來到了蘇維埃烏克蘭的首都。
一臺淡綠色“嘎斯”開了過來，帆布頂棚被雨水淋成黑色，於是，無憂無慮的1935年夏天的景象消失了。我坐在後座上，豎起風衣的領子，將帽子壓低，以免有人認出來。
位於波多拉的司令部在等着我。他們向我通報了出差的目的。兩天前，艦隊沿第聶伯河逆流而上，然後抵達普里畢亞蒂的波蘭邊界。而我們——一小批水兵，其中也包括我——幾個小時之後，也應該乘快艇沿着同樣的路線進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