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練犬類講話並賦予其閱讀和拼寫能力，這種做法如今聽起來更像是無聊的惡作劇。不過在二戰期間的德國，的確有那麼一些人相信，狗的智商與人類不相上下，經過培訓後完全能勝任軍事任務。新近解密的檔案顯示，納粹在戰爭後期曾有過許多類似的古怪創意，不過，隨着法西斯的敗亡，這些匪夷所思的計劃，註定只能成爲“末路荒誕”。
特種學校裏的特殊學生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二戰後期的一天，在德國某地的一所特種培訓學校裏，一羣“學生”坐在臺下，聚精會神地盯着臺上的教官。幾天來，教官無數次向“學生”們提出同一個問題：誰是阿道夫·希特勒?
往常，問題提出後，臺下總是鴉雀無聲，今天卻不一樣——有個“學生”終於開口了。只聽他大叫：“我的元首!”(德語：Mein Fuhrer)這聲回答讓全校的教職員工欣喜若狂，消息逐級上報，一直傳到了德軍最高統帥部。
在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居然會有人不知道希特勒是誰?即便他最終說出了答案，又有什麼值得欣喜的呢?可是，如果歷史學者告訴你，上文提到的那些“學生”根本不是人，而是狗，就不難理解培訓學校的教員爲何會如此高興了。
這正是英國加的夫大學的賈恩·邦德森博士在其新著《令人驚異的狗：祕密的好奇心》中提到的一段往事：納粹上臺後，曾建立一所動物語言學校，專門教狗講話、閱讀和拼寫。一些人認爲，狗的智商與人類不相上下，當它們掌握了人類的語言之後，就可以代替德軍士兵，從事諸如站崗放哨、看守集中營等非戰鬥任務，以便解放出更多的人手到前線作戰。
希特勒的好惡影響重大
據史料記載，近代德國第一條會講話的狗，是一條被稱爲“丹”的德國大丹犬。1910年，生活在漢堡郊區的它在被記者提問叫什麼名字時，吠叫着發出“丹”的聲音，還在被問及想吃什麼時“說”出了德語“蛋糕”一詞，雖然聲音模糊且生硬，但足以震驚世人。從此，德國掀起了一股教狗說話的熱潮，有心理學家甚至嘗試進行人狗間的心靈感應實驗。
鑑於有些實驗對狗來說太過殘酷，納粹於1933年上臺後，一度出臺嚴厲措施禁止虐待動物。當時“德國動物保護聯盟”旗下的一本雜誌，還刊登過希特勒“親暱地”撫摸一匹馬的鼻子的照片，下面的說明是：“我們敬愛的元首——動物們最理想的朋友。”
希特勒確實非常喜歡狗，他養過兩條德國牧羊犬，分別叫“布隆迪”和“貝拉”。1945年，這個納粹頭目偕妻子愛娃在地堡中自殺時，“布隆迪”也成爲他們的殉葬品。由於是“元首的狗”，“布隆迪”和“貝拉”在當時的德國具有很高知名度，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就是狗世界中最大的“腕兒”。在二戰爆發前的德國，還有一條名叫“庫維納爾”的達克斯獵犬，因具備“說話”的能力而名聲大噪。據稱，庫維納爾能用不同次數的叫聲代表某個特定的字母，甚至還對一位傳記作者表示，它願意爲興登堡(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投票。
這種超凡的能力當然逃不過納粹的眼睛。庫維納爾有一次過生日時，28名身着統一制服的納粹動物保護組織成員前來“祝壽”，還送給它一個泰迪熊玩具作爲禮物。
“狗學員”確有不凡表現
庫維納爾於1937年死去。不過，一股尋找其後繼者的運動，當時已在整個德國形成氣候。大約就是在庫維納爾辭世前後，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名爲Tier- Sprechschule ASRA的動物學校在漢諾威市附近建成，戰爭期間始終在運作。校長瑪格麗特·施密特和她的教職員工只有一個目標：爲元首培養大約一個營(約1000條)能與人類交流的“狗士兵”。
爲此，納粹官員在德國各地廣招“狗學員”，訓練它們具備用爪子拍打出信號的能力。部分受訓的狗確實能夠模仿人的聲音，除了能回答希特勒是“我的元首”這類問題，一條名叫“堂”的德國獵犬還會運用較複雜的句式，例如“快點!給我蛋糕吃。”
更有一條名爲“羅爾夫”的艾爾達犬會用在木板上拍打爪子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有傳言指出，它能思索宗教問題，會作詩，還詢問過一名到訪的貴婦：“你能搖尾巴嗎?”邦德森博士在其書中提到過一件更滑稽的事情：一位名叫弗洛·默克爾的女士爲女兒的算術傷透了腦筋，羅爾夫卻把加減乘除學得樣樣精通，讓默克爾哭笑不得。
祕密武器沒設想中好用
德國人向來給外界以嚴謹務實的印象，不過從訓練狗說話這件事能夠看出，他們的頭腦同樣能兼容某些反常識的思維邏輯。事實上，當戰場上的局勢一天天對己方不利時，納粹政權發明過更多比教狗說話還要異想天開的點子。英國軍情五處早先公佈的檔案就披露，1945年盟軍攻克柏林後，殘存的納粹特工曾試圖運用各種特殊道具謀害盟軍將領和士兵。
這份檔案披露的“祕密武器”可謂五花八門，儼然一部諜戰驚險片：
使吸菸者頭疼的特製香菸。而當吸菸者想要服藥治癒頭疼時，納粹特工還擁有一種能在10分鐘內致對方於死地的“阿司匹林片劑”。
會爆炸的錠劑。納粹特工打算把這種錠劑放在盟軍的餐桌上，一旦被弄溼，它就會發生劇烈的化學反應，把桌上的餐具炸得粉碎，達到殺傷人員的目的。
塗抹在門把手、書籍和書桌上的有毒粉末。同時，還準備了另一種由假扮成餐廳侍者的特工灑落在食品上的專用毒劑。
一種強揮發性的顆粒化合物。當把它扔進有未熄滅菸蒂的菸灰缸時，散發出的蒸氣足以殺死附近的人。
此外，根據檔案披露的情況，咖啡、糖果、香菸、巧克力和香腸也常常被納粹用作毒劑的載體，就連女性使用的高級手袋和梳妝鏡，也可以隱藏謀殺盟軍高官的生物武器。
隨着時間的推移，盟軍也對納粹特工的這些毒計有所警覺。在一名美軍士兵因飲酒中毒而死亡後，駐德英軍得到警告，對來路不明的供應品須保持高度警惕。“例如，當點燃香菸的打火機煙霧在眼前亮起時，納粹標誌型皮帶扣裏，可能正伸出一支小型手槍……”以致軍情五處在其內部指示中反覆強調：對於德國食物和香菸要非常謹慎。
納粹特工的這些計策並未達到預期效果，頂多只起到了騷擾作用。一份被截獲的德軍文件就顯示，1944年，納粹因在波蘭使用毒劑失敗，而不得不慎重考慮繼續使用類似戰法。
“毒蚊”大作戰
統觀納粹政權在戰時推出的各類“特種戰法”，不難從中發現一條規律：戰況對德國越不利，同期提出的戰法就越是荒誕不經，且越容易得到實踐機會。要說曾被付諸實施者中的翹楚，莫過於利用數百萬只攜帶瘧疾病毒的“毒蚊”，對盟軍發動生物戰。
按照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弗蘭克·斯諾登教授在其著作《意大利的瘧疾征服》中的說法，1943年秋天，德國昆蟲學家、納粹黨員埃裏克·馬蒂尼首次提出“毒蚊”計劃。當時，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南部約50公里處有許多沼澤地。根據馬蒂尼的作戰方案，德軍先是撤除了沼澤中的所有水泵，然後鑿開堤壩製造洪災;接着，納粹科學家又向沼澤地釋放了數百萬只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企圖藉瘟疫阻滯盟軍取道意大利南部進入羅馬。
“毒蚊”計劃除了用於阻止盟軍進攻外，也具有懲罰當地“背叛者”的意圖——當時，許多意大利人紛紛拋棄軸心國陣營，加入了盟軍隊伍。
這可能是近代歐洲發生的惟一一場“生物戰爭”。令納粹備感失望的是，駐紮在沼澤南部安奇奧市的美軍和英軍士兵們，大都從這場蓄謀已久的“生物襲擊”中倖存了下來，因爲他們事先都已服用了抗瘧疾藥。然而，無依無靠的意大利平民卻遭了殃——在當地24.5萬人口中，感染瘧疾者從1943年的1217人猛增到1944年的54929人。
據悉，在安奇奧市附近地區，瘧疾在1950年前後仍非常普遍。直到沼澤地再次被抽乾，納粹釋放的“毒蚊”及其後代全部死絕後，瘟疫才漸漸得以平息。
倘若站在純技術角度，納粹德國上述各類“特種戰法”涵蓋廣泛，其創意不可謂不大膽，設計同樣算得上精妙。只不過，由於他們發動的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以及在絕對實力上與盟軍存在巨大鴻溝，這些匪夷所思的計劃，到頭來只能成爲他們的“末路荒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