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這場大戰中，一支世界排名第二強的戰列艦艦隊卻在大部分時間成了旁觀者，直到最終覆滅。然而，作爲這支海軍的締造者，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卻是《海權論》作者馬漢最忠實的追隨者，但是他卻忽略了“一個國家無法同時發展陸權與海權“的原則。中國和德國一樣，均屬於陸海複合型國家。回顧一百年歷史，未來中國的“海洋強國夢”應獲得怎樣的啓示?
歷史學家往往把英德海軍競賽視爲一個安全或政治事件，很少有人仔細算過其中的財政賬。愛沙尼亞裔加拿大籍學者、薩斯卡徹溫大學歷史系教授伊沃·倫比在1984年出版的《海軍與德國權勢政治，1862-1914年》中做了這項工作，不妨來看看，到1890年爲止GNP已經與英國接近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海軍競賽中是否遊刃有餘。
1897年11月，海軍國務祕書提爾皮茨將他起草的第一次艦隊法案提交帝國議會，於次年獲得批准。該法案規定：到1904年4月1日爲止，德國海軍應保有艦齡不超過25年的戰列艦19艘，編成兩個分隊。鑑於海軍目前已有12艘10000噸級以上的戰列艦，在1898-1903年還須開工7艘新艦。除戰列艦外，其他主要兵力爲岸防鐵甲艦8艘，裝甲巡洋艦和大型防護巡洋艦12艘，輕巡洋艦30艘，艦齡不超過15年。除去已有的艦艇外，還須新造2艘裝甲巡洋艦和7艘輕巡洋艦。因爲提爾皮茨暫時只把法國和俄國設定爲主要假想敵，新建戰列艦的噸位、主炮口徑和航程都較小，成本也相應較低。整個法案的總預算爲4.09億馬克，按5年平均，相當於每年花費歲入的7%用於造艦。
1900年2月，提爾皮茨向議會提交了基於“風險理論”的第二次艦隊法案，於當年6月獲得通過。該法案明確將英國設定爲假想敵，規定到1920年爲止，德國海軍應保有艦齡不超過25年的戰列艦38艘，艦齡不超過15年的裝甲巡洋艦和大型防護巡洋艦14艘，輕巡洋艦38艘，魚雷艇96艘。這一指標比三年前的計劃膨脹了整整一倍，意味着在完成第一次法案的基礎上，至少還須新建19艘戰列艦、2艘裝甲巡洋艦和8艘輕巡洋艦，並陸續替換服役期滿的舊艦。爲確保主力艦戰鬥力，第二次法案頭一批開工的10艘戰列艦把排水量調整到了14000噸，主炮口徑增加到11英寸，與英國戰列艦的12英寸接近。結果整個法案的總預算竟高達69億馬克。
第二次艦隊法案首期計劃(1901-1905財年)結束前，英國下水了劃時代的單一口徑主炮戰列艦“無畏”號，這使得德國的14000噸級混合口徑主炮戰列艦在完工前即已落後。爲了迅速扭轉局勢，德國國會在1906年5月通過了第二次艦隊法案第一修正案，將1906、1907財年開工的4艘戰列艦改爲按無畏艦設計建造，排水量增加到19000噸。此外爲滿足海外殖民和商業保護的需求，還決定增加建造6艘裝甲巡洋艦(後改爲戰列巡洋艦)和48艘魚雷艇，並對基爾運河、主要軍港的碼頭和船廠船塢進行擴建，這使得第二次艦隊法案的總預算增加到了94億馬克，超支35%。1908年3月通過的第二修正案則決定將一線主力艦服役年限縮短爲20年，並把1908-1912財年開工的無畏艦總數從7艘調整爲12艘，平均每年3艘，主炮口徑增加到12英寸;另外每年還要新建1艘戰列巡洋艦。到1912年5月，國會又通過了第二次艦隊法案第三修正案，決定到1919年爲止，將一線戰列艦總數增加到5個分隊41艘，裝甲巡洋艦和戰列巡洋艦18艘，輕巡洋艦40艘，魚雷艇144艘，潛艇72艘。這也是公海艦隊的最終形態。
與循序漸進的第一次艦隊法案相比，第二次法案企圖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把德國海軍由三流水準提升到至少世界第二，這給準備不足的造船業、動力研發部門和海軍軍火業帶來了沉重壓力，直接表現就是造艦成本節節攀升：第一修正案列入的第一批4艘無畏艦(“拿騷”級)單價爲3740萬馬克，而第二修正案中的第一批4艘新艦(“赫爾戈蘭”級)因爲選用口徑更大的主炮和更大的艦體，單價飆升到4619萬馬克，後一批5艘(“皇帝級)則勉強穩定在4500萬馬克，這意味着每艘戰列艦的成本在不到三年內就上漲了12%。更爲驚人的花費是戰列巡洋艦這個新艦種，德國對這種用於保護貿易航路和海外殖民地的高速主力艦本來沒有需求，但因爲英國建造了多艘戰列巡洋艦、對北海內的德軍偵察分隊造成威脅，德國也只好硬着頭皮追趕，動力、佈局和炮械都須從頭規劃。到1912年開工安裝12英寸主炮、部分試裝燃油鍋爐的“德弗林格”號時，造價竟比4年前的“馮·德·坦恩”號上漲了53%!
軍艦單價上升太快，意味着在預算確定的情況下，只有降低造艦速度才能避免嚴重赤字，而英國因爲在造船能力、航海設施和海軍動力、炮械研發方面基礎遠爲雄厚，很好地控制了成本。1905年開工的英國第一艘無畏艦單價爲178.3萬英鎊，約合3643萬馬克，隨後的第二代(“柏勒洛豐”級)、第三代(“聖文森特”級)無畏艦單價分別爲176.5萬英鎊和175.4萬英鎊，比同一時期的德艦低20%以上。而德國在無畏艦競賽中是倉促跟進，即使軍艦造價遠爲昂貴，性能反而落在英方之後。1911年開工的“國王”級是德國在戰前最新最好的戰列艦，安裝10門305mm主炮，同一時期英國建造的“英王喬治五世”級和“鐵公爵”級已經裝有10門343mm主炮了，裝備381mm主炮的“伊麗莎白女王”級也即將開工，而德國裝備380mm主炮的“巴伐利亞”號超無畏艦要到1916年才完工。儘管德國主力艦也有重點部位防護更佳等優點，但它們在火力、航速和續航力上要比同期的英國軍艦差一個檔次。
比單艦成本高企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德國的GNP數字雖與英國不相上下，可以用於海軍建設的財政資源卻比英國要少得多。這涉及到地理特徵對一國國防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影響：作爲一個瀕臨開放性海洋、背靠較少自然障礙陸地的陸海複合型強國，德國在地理政治學上屬於“邊緣地帶”(Rimland)，其安全環境相當程度上由這一先天位置決定。首先，邊緣地帶在海陸兩個戰略方向上都有若干利益，往往陷於得隴望蜀、目標不明的境地。但從歷史範例看，只有目標和資源集中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一個國家無論實力多麼強大，都很難長期成爲陸海雙棲強國。其次，邊緣地帶國家因爲面朝陸海兩個方向，具有雙重易受傷害性，必須同時面對來自陸海雙棲的安全壓力。最後，出於安全需要，邊緣地帶國家通常會選擇在陸海兩方面保持平衡，有限的資源容易被分散使用，造成顧此失彼。
德國在“一戰”前夜的處境，突出地反映了陸海複合型強國的這些缺陷。第二帝國位於歐洲大陸的敏感位置，隔北海與英國相望，西面鄰接世仇法國，東方則是另一個側翼大國俄國。俾斯麥從統一完成的第一天起就認識到，德國的地理位置過於微妙，極易遭遇英俄兩個側翼國家的合圍。英國擁有無與倫比的海上優勢，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沒有能力渡海威脅英國本土的安全;俄國則有寬廣的陸上縱深作爲倚仗，征服俄國需要的資源是德國這樣的中等強國無法承擔的。所以從較大範圍看，德國至少要爭取英國的善意中立，以免遭遇來自海上的威脅;從切身安危看，則要與俄國建立密切關係，尤其要避免法俄兩國走到一起，令德國陷於陸上的兩線作戰。但在俾斯麥去職以後，威廉二世及其外交幕僚對俄國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拒絕用約束奧地利來換取俄國的友誼，結果俄國在短期內就和法國結成了同盟，使德國在東西兩個方向同時面臨強大的陸上對手。這就使陸軍變成了維繫德國生存的主要支柱。
1877年，深謀遠慮的德軍總參謀長老毛奇元帥制訂了一個同時對法俄兩國作戰的計劃：開戰後在西線採取守勢，以主力經東普魯士削平俄屬波蘭突出部，達成戰術勝利，迫使聖彼得堡退出戰爭;隨後回過頭來攻擊法軍，逼迫巴黎媾和。這是一個彈性很大、具有守勢特徵的方案，優點是不須增加太多常備兵力，並且以政治手段配合軍事行動。在這一方針指導下，整個1880年代德國陸軍總兵力僅增加了17%，到1890年爲止，其陸軍軍費僅佔英法俄奧德五強總數的22.7%，低於德國經濟總量在五強總額中的比例(25%)。但到了20世紀初，以施利芬伯爵爲代表的新派軍人開始鼓吹用速決戰法在短期內打垮法俄兩國，策略是將80%的兵力放在西線、在開戰前6個星期就包圍並殲滅法軍，隨後再把主力移動到東線、擊敗俄國並迫使其退出戰爭。爲了實現擴大在西線軍事優勢的目標，德國從1893年起就努力增加一線兵員的數量，花在陸軍建設上的開支也是水漲船高。1900年德國海軍軍費爲1.51億馬克(約合740萬英鎊)，同年陸軍軍費高達6.86億馬克;第二次艦隊法案的實施期恰逢德國陸上安全形勢繼續惡化，陸軍軍費繼續高速增長，1910年海軍軍費爲4.21億馬克，恰好爲陸軍軍費(8.34億馬克)的一半。而在大戰爆發的1914年，德國陸軍軍費更是瘋漲到史無前例的18.06億馬克，相當於海軍軍費(4.58億馬克)的4倍之多!
作爲橫向對比，英國身爲海洋國家，把在大陸上對抗德國的義務轉嫁給了法俄兩個陸軍強國，本身的財力則可專注於海軍建設。在英國曆史，1900-1914年是陸軍軍費絕對數字高企的時代，但和德國的情況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1900年，受布爾戰爭影響，英國陸軍軍費高達214萬英鎊，但仍低於海軍軍費(292萬鎊);1910年海軍競賽進入高潮時，英國的海軍軍費激增到404萬英鎊(合8.25億馬克)，相當於德國的兩倍;1914年戰爭爆發之際，英國陸軍軍費爲294萬英鎊，海軍軍費則高達474萬英鎊(合9.68億馬克)，遙遙領先於德國。所以儘管從1910年到1914年，德國的國防預算總額始終高於英國，但雙方在海軍軍費上的差距反而節節擴大，這就註定了海軍競賽的結果。
從1900年到1914年，德國的海軍軍費由每年740萬英鎊上升到2240萬英鎊，增幅達202%，國債總額增加5095萬英鎊(約合10.41億馬克)，共建成無畏艦17艘、戰列巡洋艦5艘、前無畏艦17艘，另有2艘無畏艦和2艘戰列巡洋艦在建。而英國海軍軍費由2920萬英鎊上升到4740萬英鎊，增幅爲62%，共建成無畏艦24艘、戰列巡洋艦10艘、前無畏艦31艘，另有12艘無畏艦在建，勝負不言自明，這還是建立在德國軍費總額逐漸超過英國的基礎之上。德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的祕書裏茨勒不由得驚呼：“英國人永遠可以建造兩倍於我們的新軍艦!”
不僅如此，英德兩國的戰略博弈還存在另外一層玄機：德國在大陸上的安全困局和陸軍軍費負擔的增加，實際上是英國有針對性地運作的結果。當倫敦意識到德國的“海權偏執”明顯指向對英國海上統治地位的覬覦時，當機立斷與法俄兩國結盟，迫使德國將注意力和財力放回到大陸，集中力量應對近在咫尺的威脅。柏林處心積慮的大海軍建設，在最終結出果實之前就草草收場，而這個早熟的強國，最終也亡於海陸強國聯合的圍困。
今日的中國和昔日的德國一樣屬於陸海複合型國家，在發展大海軍時也會面臨陸海複合型國家的固有困境。所幸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成功地解決了西部和北部陸地邊境的安全問題，爲進軍海洋創造了關鍵的先決條件。然而陸上安全形勢絕非一成不變，在歷史上，“邊緣地帶”國家曾不止一次遭遇“心臟地帶”陸上強國與外圍海洋大國的聯合絞殺，這一點在“邊緣地帶”崛起爲一個新興權力中心時尤其常見。我們不應忘記，兩次世界大戰在地理意義上都是作爲“心臟地帶”國家的俄國與海洋國家聯合對抗“邊緣地帶”陸海複合型強國的鬥爭，而國際政治學者克里斯托弗·萊恩也早已提出告誡：“一個國家是否要爭取強國地位必須由它自己來決定，但這種努力是否成功則取決於其他國家做什麼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