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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策劃人石原莞爾:變味的“亞細亞主義”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2.08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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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爾外號叫“陸軍異端兒”,因爲他身上總有着與別人不同的奇思妙想。

1911年,石原莞爾22歲。就在這一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身爲見習教官的他不顧國家有別,與部下一起額手相慶,甚至喊出了“‘支那’革命萬歲”的口號。身爲一個日本人,還是個“帝國軍人”,石原莞爾爲什麼會興奮到這種程度呢?

其實很簡單,因爲當時他的上司叫做南次郎(1874~1955年),信奉亞洲主義。

  誰信“亞洲主義”?

所謂亞洲主義,也叫“亞細亞主義”,初衷是團結東亞的中、日、朝三國,共同抵禦西方白人強權的入侵。這種思想,最早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的日本。當時日本還備受“洋人”欺壓,一些活躍的思想家和政界人士,便希望相鄰的幾個同樣水深火熱的兄弟國家加以聯合。

正是這段時間裏,日本政壇元老伊藤博文大力支持中國的戊戌變法,變法失敗被迫逃亡的梁啓超等維新志士,得到了日方友人的及時相助。信奉“亞細亞主義”的日本民間團體,也對中國革命運動倍加同情。流亡海外的孫中山,有大約十年(1897~1907年)主要是在日本度過的,“中山”一名據說就是日本朋友起的,而在此期間,他也從一個排滿主義者變成了共和主義者。

九一八策劃人石原莞爾:變味的“亞細亞主義”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將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整合爲同盟會,成爲中國國民黨的前身。不少日本民間志士積極參與辛亥革命,最出名的就是孫中山的鐵哥們——宮崎滔天。

石原莞爾雖是日本軍人,卻也是亞洲主義的信奉者。

可是不對啊,既然“亞細亞主義”主張要聯合中國,爲什麼忠實信徒石原莞爾,後來又一手策劃“九一八”事變,把所謂“滿蒙地區”從中國分裂出去呢?

因爲他不僅信亞洲主義,還信佛教。

  誰打“最終戰爭”?

1920年,石原莞爾加入日本新興宗教團體國柱會。這是日本佛教日蓮宗的一個派系,該派系最重要的“貢獻”,是拋出了日後臭名昭著的一個詞:八紘一宇。

日文所謂“八紘一宇”,字面意思就是“八方一統”。國柱會從教義角度對此的解釋是:世界上每一個人,無論人種如何、風俗如何,最終都會接受一種普遍存在的價值——修養內心;“八紘”的思想,最終都會統一到“一宇”之中。換句話說,“八紘一宇”,本意接近於現在流行的“普世價值”,並沒有推行軍國主義的含義。

那麼,這個“普世價值”爲何最終會遭到世人唾罵呢?必須強調,軍人石原莞爾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石原莞爾聲稱,“八紘一宇”不僅意味着思想一統,在佛教預言中,政治也會通過最考驗人類合力的形式——戰爭,達成統一體。他繼續推演說,隨着戰鬥隊形發展與戰爭形式進步,飛機與核子武器將會越來越重要,一場涉及人類命運的“最終戰爭”一定會在很短時間爆發和終結,從而決定世界大權的歸屬。

誰來打這場“最終戰爭”呢?石原莞爾認爲有四個可能:歐洲聯盟、蘇聯、南北美聯盟與東亞聯盟。但歐洲大國太多,很難統合到一起;蘇聯是強人政治,一旦斯大林死後就會崩潰。因此,能夠打最終戰爭的,只有美國,還有以日本天皇爲中心的東亞同盟。

“這場戰爭,將決定東洋‘王道’與西洋‘霸道’哪一方能夠一統全球。”

這句話來自石原莞爾1940年出版的《世界最終戰論》一書,但其思想端倪,早在1929年石原莞爾剛剛出任關東軍作戰參謀時便已顯露。1924年,孫中山在神戶曾發表題爲《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講,稱:“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石原莞爾的主張,表面上借用了這一話語體系,但夾帶了以一場“最終戰爭”定高下的私貨,“亞細亞主義”焉能不變味?


  誰的“王道樂土”?

石原莞爾公開叫嚷:“在我國的支持下,領有東北四省和蒙古。”

他設想,3倍於日本國土的“滿洲”(即中國東北)是一塊難得的沃土,也是最終戰爭爆發前的重要準備。爲了獲得日、蘇之間的緩衝地帶,也爲了提高日本的生產力,必須要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

石原主張,新建的“滿洲國”,形式上不必完全由日本控制,反而可以打起“五族共和”的旗號,吸引漢、滿、蒙、朝、日五個不同族羣的人民移居,以便將延續數千年的中華優秀文明與日本近現代文明全部融匯於此地,讓“滿洲國”成爲“東亞聯盟”的肇始國,並且在未來的“最終戰爭”中擔當與美國決戰之重要“國家”的角色。

身爲關東軍作戰參謀的石原莞爾構想中的“王道樂土”,其源頭是亞洲主義。然而不難發現,這裏的亞洲主義,已經帶有強迫意味:如果你不願意跟我合作,我就用刀槍劃開你的一塊肉,逼着你合作。

九一八策劃人石原莞爾:變味的“亞細亞主義” 第2張

石原莞爾號稱是當時“日本陸軍唯一的戰略家”,但他也以自己篤信的偷樑換柱的“亞細亞主義”,爲日本大肆侵略中國及亞洲各國,鋪墊了理論之路。

諷刺的是,儘管石原莞爾謀劃的“戰略”一一實施,他本人卻沒有隨之飛黃騰達,反而因與執掌日本陸軍中樞的東條英機意見不合,逐步遭到疏遠和冷落。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他甚至被降入陸軍預備役,等於徹底結束了政治和軍事生命。

1945年日本投降後,無論是東條英機,還是當年與石原莞爾“並肩作戰”策動“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徵四郎,都作爲罪大惡極的戰犯上了盟國的絞刑架,而最先打開了“潘多拉盒子”的“戰略家”石原,卻未被起訴。後來,他居然有機會修改當初“最終戰爭”狂妄論調,實現“在美國統治下達成和平共處”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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