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研究德國處理戰爭罪責問題之後，我將目光投向東方，不禁吃驚，爲何日本對同樣的歷史責任竟極盡推諉、視而不見?”德國曆史學家曼弗雷德·基特爾對讀者說。
基特爾是《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後》的作者，這本歷史學專著在8日開幕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備受關注。
在大量事實論據的基礎上，基特爾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針對德國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影響深遠，而東京審判卻似乎被人淡忘，這是導致戰後德國與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
這一結論道出了存在已久的事實。
根據美國公民權利活動家約翰·路易斯對戰犯審判研究書目的索引，研究紐倫堡審判的書目共有1290種，而東京審判只有區區231種。
根據基特爾提供的資料，在戰後錯綜複雜的東亞格局之下，主導東京審判的華盛頓當局有意不完整保留審判的卷宗檔案，而且直至1977年審判終結近30載後才公佈相關材料。
不過，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最重要的區別並不在此。在紐倫堡，包括戈林、凱特爾等在內的24名納粹主要人物悉數遭到指控，11人被判死刑;後續審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業集團的領導人被送上法庭，還有各行各業無數可能與納粹暴行有染的普通人在法庭上接受審問，庭審記錄全部詳錄在案。而在遠東軍事法庭，作爲日本最高權力代表的日本天皇卻完全逃脫了罪責，日本憲兵隊的重要頭目以及捲入戰爭的民族主義組織與大財閥無一人被送上審判席。
德國著名法學家京特·威蘭在其著作《紐倫堡：世紀大審判》中如此評論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的“決定性”差別：“紐倫堡的世紀審判把德國人的罪責明白而清楚地記錄下來並植入民族的集體記憶——就如同鑿刻在人類記憶中一樣;而麥克阿瑟對日本天皇的寬恕行爲則被國際輿論誤解爲從整體上減輕了日本民衆的罪責。”
東京審判“被”淡忘，正源於審判的不徹底。如今，其與紐倫堡審判的差異已在現實中顯現結果。例如，在德國政治文化中，有許多特指反思罪責的政策術語與概念;“記憶文化”就是指保存所有對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以促進反思。而正因如此，德國處處可見大屠殺紀念碑或博物館，對納粹歷史的資料蒐集挖掘從未中斷。
又如，早在1946年，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就說過：“我們中的很多人在內心深處是所有這些罪惡的反對者而沒有行動……需要承擔道德上的連帶責任。”他從哲學高度談及內心清理與懺悔的必要性。可以說，紐倫堡審判爲德國舉國上下在政治、社會以及個人心靈方面進行全面反思與清算奠定了基礎。
然而，東京審判卻未能起到這樣的作用。長久以來，日本輿論一直糾結於誰該對戰爭失敗而非對戰爭罪行負責，日本社會從未對其神道宗教文化進行系統性反思，一些戰犯在戰後仍身居要位。在歷史清算缺位的另一面，則是有人以廣島、長崎之痛否定承認罪責的必要性，“忘記了”戰爭後果永遠無法抵銷戰爭造成數千萬人死難的事實，以及戰爭中種種不亞於種族大屠殺的罪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京審判遠未完成。隨着東京審判原始文獻的整理出版，國際社會對東京審判的關注與研究正逐漸增多。學術的理性之光必將照亮那一段黑暗的歷史，而完成那場早該完成的審判，還需每個人的理性與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