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在離任之際發表告別演說是個例行程式。比起同樣也是行禮如儀的總統就職演說，離任演說中很少有在歷史上留下特別印記的。但也有兩個例外。
一個是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其之所以被視爲重要歷史文本，是因爲這位國父在演說中告誡國民，在國內不要陷入派別紛爭，對外不可捲入歐洲大陸的結盟和戰爭（即所謂“孤立主義”對外政策原則）。
此後至今，在衆多總統離任演說中，受關注的程度和歷史重要性可與華盛頓相比的，無疑只有150多年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離任演說了。而其中被牢牢記住的，當屬關於“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那部分內容。
艾森豪威爾談到，在冷戰的持久威脅之下，爲了維護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價值，美國人必須而且已經付出巨大代價，包括建立和保持規模和力量前所未有的軍事力量，以及“一個巨大的、永久性的軍事裝備工業”。他接着講出了其漫長軍事政治生涯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席話：
如今，龐大的軍事組織與巨大的軍火工業的聯合，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其總體影響——包括經濟、政治，乃至心靈上的影響，可以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個州議會和聯邦政府的每一間辦公室被感受到。我們必須接受這種變化，但是我們決不能漠視這種變化的嚴峻意義。我們的辛勞，我們的財富，我們的生計，乃至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都被捲入這種變化之中。
在政府的各個場合，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尋求不正當的影響力，無論它是蓄意還是不自覺地。權力越界現象災難性上升的趨勢已經存在，並將繼續存在。我們絕不能讓這種狀況對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構成威脅……
這樣一個職業軍人，一個參與和領導了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工業的巨大擴張的總統，其政治遺言卻直指軍人和軍事工業的潛在危害，這在令人感嘆其深心謀國之餘，也可用以勾連美國曆史延續和斷裂的某些重要面向。
美國人的反軍國主義
雖然美國誕生於一場戰爭，而且此後的成長曆程中也伴隨着各種規模的戰爭和擴張衝動，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卻始終強固地存在着某種貶抑戰爭、軍隊、軍人和軍工產業的因素。
作爲一個以商業立國的民族，美國人歷來相信，和平的對外政策和國內的民主政治共生，而對外戰爭則是暴政的溫牀。他們認爲：戰爭會導致軍備擴張，軍備擴張會導致政府和軍事機器對國民經濟資源的過度榨取，又會使那些和軍備相關的利益集團勢力坐大。而且，那些操持軍事事務的人偏愛保密，慣於排拒公共民主監督。
與此相關，一種對軍隊、軍人和軍工利益集團的意圖和行爲的陰謀論觀點在美國十分常見。
20世紀以前，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的確不算尚武好戰，甚至可以說它有一種“反軍國主義”傳統。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突然決定參戰的美國只有爲數不多的軍種所屬的軍工企業，其產能遠不敷戰事所需。美國這才大舉動員私營產業部門生產軍需產品，由此軍工生產和私營產業部門的結構性聯結得以確立。私營產業部門中有許多人介入了軍需生產和後勤動員，成爲第一批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之間進出行走的人。這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雛形。
但一戰結束後，美國迅速斷定，它沒有必要保持大規模常備武力。戰爭期間一度暴漲的軍工生產也相應回落。而且，對一戰結果的不滿、失望與對戰爭和軍事的根深蒂固的疑懼、牴觸結合起來，使新的、更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主宰了整個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氣氛。
與此相關，一戰中參與軍工的私營企業成爲公衆輿論普遍指責的對象，針對軍火商的陰謀論盛行一時。他們被斥爲“販賣死亡的商人”，爲了利潤施用陰謀手段將美國推入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公衆擔心，這個巨大而隱祕的力量仍在操弄美國的內外政策。
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國國會成立以傑拉爾德奈參議員爲主席的調查軍火工業的專門委員會，其結論應和了對軍火工業的陰謀論看法。“奈委員會”認爲，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之間的固有界限被侵蝕，對國家是不祥之兆；而把美國推入一戰的，是軍火商和銀行家牟取利益的動機，而不是國家利益和國際道義目標。
奈委員會沒有使用“軍工複合體”一詞，但究其所指，大體上就是艾森豪威爾告別演說談論的那種情況。
美國軍火商的力量有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永久地改變了美國的許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被構築起來，成爲美國生活的永久組成部分；而這個戰爭機器與其經濟體系之間的結構性聯結和共生關係一經牢固確立，即再無全面消退可能。
20年代末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在10年間推行的各項刺激計劃並沒有使美國真正脫離困境。正是憑藉二戰中的巨大的軍工需求，美國經濟才真正擺脫大蕭條，重新繁榮起來。這種情況自然會助長所謂“軍事凱恩斯主義”，即軍事支出導致經濟擴張（而不是榨取經濟資源）的思路和邏輯。
而美國輿論氛圍也因戰爭而大變，戰前對軍火商的指責、恐懼似乎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因爲戰爭使得美國的私營軍工產業在美國內外贏得“民主的兵工廠”的美譽，其巨量產能對擊敗法西斯所發揮的作用也無法否認。
上述諸般趨勢，更因冷戰的接踵而至而進一步強化。在整個50年如火如荼的軍備競賽中，美國的私營軍工產業邁入歷史上最長的黃金期，而立國以來直至二戰當中一直存在的小規模國營軍火工業則在50年代的私有化運動中消失了。
這個過程反映了現代軍事機器的經濟技術規律：現代軍事裝備的研發生產必須綜合多個行業和產業領域的資源和能力，軍種所屬企業固有的自足、封閉特徵使之無法適應其中的效率要求。
這個過程也反映了私營產業界話語力量的壯大：它以公營軍工企業效率不良、不符合美國“自由企業制度”原則爲由，敦促國會和政府對其實施 “私有化”，從而消除了它那實力本就不強的競爭對手。
這樣，在冷戰大部分時期，佔美國政府預算四成到一半左右的軍費開支就全部流向私營產業部門，軍工複合體的完備形態就此形成並持久存在。
以在不同程度上介入軍工生產的通用動力、洛克希德、通用電氣、麥道、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波音、羅克韋爾、通用汽車、國際商用機器（IBM）等大公司爲一方，以掌握鉅額軍費開銷的國防部及所轄美國軍隊爲另一方，雙方在“買主-賣家”合同關係基礎上構成軍工複合體的基本關係。
戰後美國新興的重要產業領域，如航空、航天、能源、電子、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等，都與國防合同有密切關係。以IBM爲例，1950年代其收入的一半來自國防部門。
在政府和軍隊與產業界的強化了的關係中，除了明面上的合同，還有複雜的公關活動和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絡。企業處心積慮開展針對五角大樓的所謂“市場情報”活動，通過結交國防部官員取得軍購計劃方面的信息和人脈。
1959年衆議院的一個專門調查發現，軍工企業的確有意識地採用“宴飲說服策略”。由於國會在武器撥款方面的特殊分量，企業界還經常採用一個策略，即在向五角大樓提交某項新武器計劃之前，先向一位關鍵職位上的國會議員實施遊說，以期其武器方案獲得先期有利地位。50年代末以來有個一度受到特別關注的情況是軍隊和企業之間存在的“旋轉門”。
1969年，參議院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經調查發現，涉及軍事訂貨合同的最大的100家企業僱傭了2000多名退役的上校以上的軍官。這些退役軍人很容易接近軍隊和五角大樓，對軍事採購計劃所能夠施加的影響可想而知。
從企業界向政府機構的人員流動也不鮮見，通用汽車總經理威爾遜和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麥克納馬拉分別在艾森豪威爾時期和肯尼迪時期成爲國防部長，就是兩個最突出的例子。
實際上，軍工複合體很難被視爲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利益集團，毋寧說它是一個由多方面要素構成的綜合關係網絡。在企業與政府和軍隊的關係之外，它還包含或涉及其他一些要素和現象。
在華盛頓，除五角大樓之外，國會山的活動也有不少牽涉其中：至少包括與軍工利益有瓜葛的國會議員和代表軍工產業的遊說集團。經濟高度倚重國防工業的州（如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和社區，以及與國防相關的產業和企業的工會組織，其表現往往與軍工企業的利益高度一致。
在華盛頓內外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樣面向五角大樓的智庫和顧問公司，它們就軍事技術、政策和戰略問題等項目從軍方或政府那裏承接研究項目合同，蘭德公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在全國各地，與能源部有穩定合同關係的十多個國家實驗室和技術中心也經常參與軍事技術項目。
而承接來自五角大樓的研究合同的大學裏的各個研究機構和學者，也往往被認爲是組成“軍工學複合體”的組成要素（實際上，軍事機構與知識和學術領域之間也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聯繫，以至於有人認爲應該用“軍事-工業-學術複合體”一語才能說明問題）。
軍工複合體重塑美國
軍工複合體的存在，爲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注入新的因素，也部分地重塑了它的權力精英體系。它使美國人所習慣的安排和做法、所秉持的原則和信念受到擠壓，從而產生不安、不適，乃至於焦慮和危機感。艾森豪威爾關於軍工複合體的論說就反映了美國社會面對這種變化的糾結情緒和複雜心態。
自艾森豪威爾告別演說以來，軍工複合體的存在並未受到大的衝擊，但美國社會對它的警懼關注也不曾消失。國會和其他機構曾進行過多次與之有關的調查。越南戰爭後期對軍工複合體的指責批判一度非常激烈廣泛。後冷戰時期美國多次發動局部戰爭，有關爭議也往往涉及軍工複合體的影響。
不過從總體上看，軍工複合體已經深刻地嵌入美國開放的、多元的社會經濟體系當中，亦受制於美國社會的監督和制衡力量，並沒有造成艾森豪威爾和其他很多人擔心的權力結構的嚴重失衡和社會經濟的過度軍事化。
但是，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仍然有理由對它的存在和影響抱有不安甚至不祥之感，因爲它是維持和擴張世界上最大的戰爭機器的最基本、也最難從根本上克服的實體力量。在軍工複合體身上，依附着美國經過二戰、冷戰而培育出的一種軍事傳統和戰略文化，一種美國獨有的雜糅了軍人、公司管理者和技術專家風格的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