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如賭場，年羹堯與隆科多便是其中“一夜光”的大輸家。年羹堯連降十八級，成了杭州看城門老大爺;隆科多暢春園外小黑屋關一輩子。最後兩人還是丟了性命。古代官員丟飯碗其實很常見，甚至可能還是“復出”的資本呢。
年羹堯：“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
進四川 定西藏 年羹堯向上“要官”
康熙五十六年，西藏傳來亂事，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將策凌敦多卜襲擊西藏，並殺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黃勝關，卻發生部隊譁變。時任四川巡撫年羹堯深知：自己的機會來了。果然，康熙賜“全川輿圖”給他，委以重任。年羹堯並沒有冒進，一面繼續剿除四川周圍地區的不安因素，一面準備軍需糧草，打通入藏運輸線。之後，他幹了一件傳統臣子一般不幹的事兒：向皇上“要官”。要的是“四川總督”的官——“非假臣以虛銜不能也”。年羹堯的理由是過去的四川營伍之間積弊嚴重，戰時指揮層級混亂，需要有那麼一個總指揮來坐鎮中心。康熙欣然應允。年羹堯的飛騰，便從這個四川總督的“虛職”開始。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命平逆將軍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年羹堯定西將軍印。八月，策凌敦多卜敗走，西藏平定。
平青海 助雍正 西北王權傾天下
紫禁城裏的皇儲之爭達到了白熱化。皇四子胤禛揣度康熙疑慮，對皇位故意表示沒興趣，自封“天下第一閒人”。“閒人”私下卻很忙，忙着找昔日小夥伴、今日的西北王年羹堯，作爲自己爭儲的一個最有力棋子。雍正後來在《大義覺迷錄》裏指出，多虧了年羹堯坐鎮西北，鉗制了爭儲對手驅準保藏主帥、十四阿哥允禵。康熙駕崩、雍正即位後，因年羹堯輔佐有功，也因青海地區羅卜藏丹津作亂，川陝地區軍權被全權授給了他。九月十三日，叛軍渡過黃河。雍正令年羹堯進剿，封其爲“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根據情報判定羅卜藏丹津不足以成事，三月命部下突襲叛軍，羅卜藏丹津僅存兩百餘人逃匿;五月，青海地區平定。班師回朝時，雍正親自出城相應，加封一等公。人臣之福，已達極致!
年羹堯畫像
改聖諭 定百官 大將軍此時多紅?
雍正皇位穩固後，更把諸多事務的決斷權交給年羹堯，例如海禁和官員挑選權。甚至東南沿海福建鹽商的問題也要跑去問西北王。私自改動聖諭、先斬後奏這種在古代社會“大逆”之事，年羹堯做了，雍正反而硃批道：“增的幾字甚好!”你改的太好了，我原本還想和你商量呢，掉腦袋的事兒在年羹堯這裏反而成了立功受賞。之後，雍正乾脆也不讓他改了，直接讓他代擬上諭，土司之事便是典型案例。年羹堯在川陝總督之時，便屢屢舉薦“老同事”。當上大將軍後，更是變本加厲，不斷對老部下“論功行賞”。雍正元年的正月裏，年羹堯一口氣推舉15位川陝舊部。這些人後來不是地方大員，便是軍中要人。江浙地區的官員後來也要年羹堯的舉薦。甚至一度年羹堯舉薦的官員成了“質量免檢產品”，吏部稱之爲“年選”。
隆科多：“當代第一超羣拔類之稀有大臣”
年羹堯氣焰熏天的同時，隆科多也風水水起，烜赫一時。隆科多擁戴雍正即位，受封太保、吏部尚書、理藩院上書、《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官、《大清會典》總裁官、《明史》監修總裁。雍正正提到他總是叫他“舅舅”，親熱程度是比較少有的。年羹堯得寵看不起隆科多，雍正當然不能告訴年羹堯隆科多擁戴他即位的事，只能旁敲側擊地說：“舅舅隆科多，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羣拔萃之稀有大臣也。”隆科多一人兼了這麼多的“臣”，威猛程度明顯高於年羹堯，雍正還怕這兩人心裏彼此結成什麼疙瘩，專門制定年羹堯的長子年熙過繼給隆科多爲兒子。隆科多已有了兩個兒子，得到這個過繼的年熙便告訴雍正說：“臣命中當有三子，今得皇上加恩賞賜，直如上天所賜。”他還表態說：“我二人(指他和年羹堯)若少作兩人看，就是負皇上矣。”這就是他準備和年羹堯團結到底的意思，雍正、年羹堯、隆科多“三位一體”的“千古君臣知遇榜樣”，沒有像雍正自己說的那樣，更沒有像年、隆期待的那樣，不過一年多的光景，新皇帝就翻臉了。
跌入塵埃：年羹堯與隆科多殞命
年羹堯：連降十八級的大將軍
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逐漸進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陛見離京前後，此時雍正已作出決定，要打擊年羹堯。年羹堯離京後接到的那份硃諭就是對他的暗示。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一是雍正的親信，要求他們要與年羹堯劃清界限，揭發年的劣跡，以爭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堯不喜歡的人，使他們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讓他們站穩立場;一是與年關係一般的人，讓他們提高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不要站錯了隊。這就爲公開處治年羹堯做好了準備。
第三步把矛頭直接指向年羹堯，將其調離西安老巢。雍正三年三月，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所謂“祥瑞”，羣臣稱賀，年羹堯也上賀表稱頌雍正夙興夜寐，勵精圖治。但表中字跡潦草，又一時疏忽把“朝乾夕惕”誤寫爲“夕惕朝乾”。雍正抓住這個把柄借題發揮，認爲這是他“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所以對他在青海立的戰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接着雍正更換了四川和陝西的官員，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恆革職，署理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
隆科多畫像
最後一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羣臣所請爲名，盡削年羹堯官職，並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叱吒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隆科多：暢春園外 三間黑屋
隆科多對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於1725年底主動提出辭去步軍統領一職。這一招正中雍正下懷，他早就不想把這個要職留在隆科多手裏，而且準備讓與隆科多不甚親密的鞏泰來接手這個職位。以准許隆科多辭去步軍統領一職爲契機，雍正開始公開打擊隆科多。恰巧到了雍正五年，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人告發了，於是雍正下令逮捕了隆科多，並專門在暢春園外蓋了三間小屋，將隆科多囚禁在裏面。
“玉牒”是皇帝的家譜，上面有每位宗室成員的名字，以及對該人的“評語”。隆科多爲什麼要“私藏”一個抄本呢?揣度起來，大概是想“保存”康熙有關“立儲”的信息，譬如康熙對皇十四子胤禵的評點。這“玉牒”，對隆科多肯定有用，不然他就不會“私藏”了。隆科多私藏它，是想證明自己對雍正繼位有“扭轉乾坤”之功，是想讓雍正知道，他知道的“隱情”更多，使雍正對他有所忌憚，不敢輕易下手。而這自作聰明的舉動，恰恰爲雍正提供了懲處他的“藉口”。1727年，諸王大臣會議定隆科多四十一條大罪，比如，交結、庇護年羹堯之罪。最終，“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禁錮”。其贓款數十萬兩，於家產中追補。長子嶽興阿被革職，次子玉柱被髮往黑龍江當差。1728年夏，隆科多於幽憤中死去。
生死謎題：年羹堯與隆科多罪在何處?
對於年羹堯從受寵到受死的“冰與火”轉變，雍正曾第一時間表態：“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堯乃一榜樣，終罹殺身之禍”、“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因種種敗露，不得己執法，以爲人臣負恩罔上者誡”。《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傳》也支持雍正的態度，認爲年羹堯乃至隆科多之死，在於恃功自傲。中國老百姓對歷史的興趣，野史往往大於正史，陰謀論大於光明論。野史中認爲年羹堯和隆科多因爲掌握了雍正即位的種種內幕，在戰事已定、朝中無患後，立即開殺戒滅口。也有說法認爲是百官的彈劾令雍正不得不下狠手，以雍正之個性、年羹堯隆科多在朝中威望來看，似不成立。
清史學者馮爾康在他的著作《雍正傳》中系統闡述了年羹堯獲罪的原因：第一，年羹堯擅作威福，引起雍正的不滿和疑懼;第二，年羹堯結成朋黨，危害政治清明;第三，年羹堯貪取財富，讓力圖整治財政和吏治的雍正無法容忍。馮爾康同時也否定了年羹堯、隆科多因他們掌握了雍正“篡位”祕密而被“滅口”的說法，並認爲年羹堯、隆科多的倒臺是“結黨圖利，身敗名裂也是咎由自取”。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節義角度出發，這二人倒沒有謀反自立的賊心。只不過在皇權社會，心高氣傲的雍正皇帝自然不甘總做個年羹堯的陪襯和受支配者，皇帝的“逆鱗”依舊碰不得。從政權角度來看，西北戰事已定，年氏集團尾大不掉，手握重兵，此爲明患;雍正雖即皇位已久，但昔日的爭儲勢力仍在，不排除借年羹堯、隆科多二人勢力反攻的可能，此爲暗憂。種種因素下，真就成了“非死不可”了。
官場玄機：古代官員“降級”未必全是壞事
降級分哪幾種?
古代官員遭貶謫，無非是降職、革職。降職又分爲降級留任與降級調用，革職也分爲革職留任與徹底革職。官員的降級、革職，一律由吏部負責。高級官員的專案專辦，中下級官員的則定期彙總處理。凡是降級而級別已經不夠降的官員，例如從八品降三級、正九品降二級等，就等同於革職。在這種情況下，則要區分該官員是因爲公事還是私事被降職，還要考察他此前任職情況。如果是因公受到處分，降級不超過三級，並且此前任職表現不錯，官聲較好，則可以革職留任;如果此前表現一般，則只有革職;若是初次任職，難以評價，就先革職留任，試看一年。要是因私而被降級調用，或是本身還處於革職留任期內再次犯錯誤的，一律以革職處分。
革職的官員，也要區分是因爲公事還是私事被革職。因爲公事被革職的話，相當於被撤職。原來的職務雖然沒有了，但還可以交代清楚之後，由上級給出一個評語送交吏部引見，此時仍然保留着公務員的身份，大多還可以另外安排一個去處。要是因私被革職，那就相當於開除公職，必須回到原籍。這種情況下要想得到重新起用就比較困難了，要麼是國家危難之際才被想起，要麼是皇帝心情大好突然施恩。
被降級了還有機會“捲土重來”嗎?
古代官員被降級和革職，除非罪孽深重，天怒人怨，例如本文兩位主角，否則都有機會再次來過，按現在話來說“政治生命”還能延續。
官復原職分爲開復與捐復，前者拼運氣，後者拼財力。降級留任和革職留任的官員，因爲留任原職，因而比較容易得到開復。其中降級留任的，三年之內無過可以開復;革職留任的，四年之內無過能夠開復。降級調用和革職的官員，上級考察起來沒有個年限，他們也就必須一直戰戰兢兢不能出差錯，免得一不小心毀了前面多少年的修行。其次，有了聖旨或者是督撫和堂官認爲他們可以開復之後，還不能立即得到開復，還需要送部引見，等待皇帝接見之後下旨決定。捐復就簡單多了，“能用錢解決的事兒就不叫事兒”。捐復多出現在清朝，不僅能官復原職，還能換個同級別的其他官噹噹。價格方面京官一品450兩，二品410兩，外官一品900兩，二品820兩，依次往下遞減。當然，一些犯了“大事” 的官員，捐錢也是沒用的。
爲何被貶?如何自保?
古代官吏史一個有趣的事是文官被降級被革職的比例要比武官高得多，不用查別的史料，翻開我們的小學到高中語文課本就夠了：司馬遷、李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陸游、蘇軾……文人多情，文人又爲何官場“薄命"?原因之一就是書生氣太濃，不會揣摩皇帝的意圖，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二來不夠靈活機變，大多都有較強的正義感，是非觀念也很強，但他們喜歡講死理，更不擅長封建官場上的策略和技巧;三來自視過高，恃才傲物是官場大忌，更會遭來殺身之禍。
那麼有預防針嗎?在人治爲主的古代社會，掌握人的心理無疑最爲關鍵。明代陸容在《菽園雜記》一書中說自己父親的朋友徐孟章是一位久在官場、閱歷豐富的老官僚，他告誡剛步入官場、不通世故的陸容：官場多險毒之人，你心太直，不會玩手腕，是適應不了官場這種險惡的環境的;你要在官場生存，就要改變你自己，多長几個心眼。其次，文人那種偏執當然也不行，剛直易折，你不能總指望自己的上司是唐太宗。最後，"少說話"。賀若弼的父親賀敦在北周任金州總管，很有才幹和抱負，可惜遭人陷害被殺。臨刑，他對賀若弼說：我是以舌而死的(即以言獲死罪)，你必須牢記。說着，拿起錐子刺兒子舌頭出血，“誡以慎口”。
降級未必是“壞事”
封建社會官員復出一是要降級使用的。作爲一種處罰，官員復出的規定中少有“官復原職”。根據規定，免官降先品的，從沒有降時的品級下降二等起用;免除擔任的職務及只降一級官階抵徒刑的人，從沒有降時的品級降一等起用。所以，名義上的“降級”，也許是重返仕途的一種開始。
而且，宋朝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對於許多因直言而遭到貶謫的官員，儘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間的聲譽卻常常與日俱增，他們因貶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貶成名”。例如范仲淹、唐介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