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他在征討元朝的過程中就已經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不過，在征伐期間和大明初建之時，不具備舉行全國大規模統一考試的條件，因此，薦舉和徵求成爲選拔人才的的重要手段。
爲朱元璋建立明朝立下汗馬功勞者中，有多位是通過薦舉選拔上來的。如儒士範祖幹、葉儀、許元、葉瓚玉、胡翰等人，號稱“浙東四賢”的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以及重要典章制定者、國史修纂者楊士奇等。
然而，科舉自隋代創立以來，唐、五代、宋與元都將其作爲文官選拔制度，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沿用了七百餘年。採用科舉制已成爲歷代統治者的習慣思維，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在採用薦舉的同時，也開始謀劃採用科舉制，但這個過程卻並不順利。
吳元年(1367年)三月，朱元璋計劃採取科舉，設文武二科取士。他希望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不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超羣的文學水平，而且必須具備處理政務的能力，這一思想成爲明初朱元璋選士方略反覆的主要出發點。
正因爲這樣，朱元璋並沒有急於將開科取士付諸實施，他要求在充分發展教育的基礎上，再實行科舉。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國子監，又下令品官子弟及平民“俊秀通文義者”充國子監生。次年，朱元璋又詔令全國的州縣都設立官學，作爲天下士子的求學之所。
可以說，採行科舉制是從吳元年開始醞釀和準備的。不過，在朱元璋看來，唐宋科舉的弊端在於過分強調考生的文學水平，而忽視了道德與才能的考察。對於元代科舉，朱元璋則認爲是被權貴壟斷，讓有真才實學者無法獲得進身之途，只能隱逸山林。
因此，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詔開科，次年又採取特別措施來強化科舉取士。他對科舉取士是充滿希望的，認爲科舉可以完全解決官員選拔問題，也能選拔出他所期望的有實際行政能力的、道德文藝俱佳的人才。
然而，在經過三年取士的實踐之後，朱元璋發現科舉選拔的人才與自己之前的期望值有相當大的差距。因爲進士及第者多爲缺乏行政經驗的後生少年。這與他設科以選拔執掌一方官吏的初衷有很大的差距，對此他非常困惑，說：“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聯，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
正是由於對科舉取士效果的失望，明太祖朱元璋決定停用科舉取士制度，重新用舉薦取士。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決定發佈詔令的時候，只是宣佈暫時停罷科舉，他希望通過恢復薦舉制度，改變士風，不會重蹈覆唐、宋科舉專重文詞的覆轍。當然，他也沒有將科舉取士的大門關死，爲以後重開科舉留有餘地。
儘管薦舉選拔人才的作用不能否定，但是薦舉缺乏衡量士子表現的客觀標準，容易出現任人唯親、假公濟私的情況，無法保證人才選拔的質量，導致被舉薦的人既多且濫。加上薦舉是過分強調考察士子的德行，所選拔的人才依舊不能達到朱元璋所需要的實用人才的目的。
於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宣佈再次採用科舉考試選拔官員。恢復科舉後，朱元璋又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頒佈了“科舉程式”，確立了科舉的基本規制，爲明朝科舉正常運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明初短短的十五年間，經歷了薦舉——科舉——薦舉——科舉的反覆，朱元璋最終意識到科舉制度仍然是選拔官員的最佳選擇，這充分說明科舉制度不僅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間，而且還有強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