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後期，隨着政權力量的衰弱，基層的社會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政權的駕馭能力，土地兼併劇烈、奴隸和流民問題已成爲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並動搖了政權的統治基礎。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統治者與平民幾乎演化爲敵我雙方，帝國的統治危機日益加深。漢平帝即位以後，王莽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輔政，權勢日益膨脹，最終在初始元年取代漢朝，自立爲帝，改國號爲新，從此開始了他託古改制的一頁。
王莽改制是其代漢後，爲緩和西漢末年以來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而採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商業改革和官名縣名改革等等，而這一切改革均以《周禮》爲依據，故一直以來對於王莽改革的認定多認爲這是一次復古運動。但王莽的改制未能減緩歷史前進的車輪，他針對當時的社會矛盾所做的嘗試，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終於導致赤眉、綠林爲主的農民起義，王葬字巨君，魏郡元城人，西漢孝元王皇后新朝隨之滅亡。
王氏家族成員當時以外戚身份多手可熱，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後期最顯赫的家族。族中高官林立，生活奢靡，唯獨王莽一人獨守清靜，生活簡樸，爲人謙恭，且勤勉好學，隨陳參學習《孝經》，服侍母親及寡嫂，撫育兄長遺子，行爲嚴謹檢點，對外禮賢下士，對內孝敬叔伯，成爲當時的道德楷模幾乎具備了儒家規範中一切美德，可見其受儒家思想影響之深，恰是這一因素直接影響了其後來執政所採取的一切方針。
西漢末王莽以外戚故，屢次出任大司馬，公元前1年主政，擁立漢平帝即位，被封爲安漢公。漢平帝感其擁戴之功，立其女爲皇后，平帝死後兩年王莽篡漢，建立“新”朝，開展中國歷史上最理想化的改制。王莽的改革涉及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對其歸納總結，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主要爲以下幾個方面：幣制改革：居攝二年王莽開始幣制改革，鑄錯刀、契刀、大錢三種錢幣，與西漢原來通行的五銖錢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廢錯刀與五銖錢，另鑄小錢值一，與大錢五十並行，並禁止銅、炭的開發和交易，防止盜鑄。
政治制度改革：王莽嚴格依據《周禮》將新朝的官名、官制、郡縣名和行政區劃做了全面調整，恢復了五等爵制。在行政區劃上先據《堯典》分天下爲十二州，後又據《禹貢》改爲九州，地理名稱頻繁改變，甚至有經過五六次轉換後恢復原名，這些改革是王莽儒家思想烙印的深刻體現，它本身並非針對社會矛盾開展，僅表現王莽個人理想的實現然而卻起到了強烈的負面作用。整個國家行政區劃隨之混亂，政權的行政系統幾乎陷於癱，更重要的是朝令夕改，嚴重弱化了皇權的尊嚴。
“王田令”的頒行：王田令規定的內容與上古時期所謂井田制相似，其核心思想就是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堅持，這是一種理想化的限田與均田措施。這一政策的出臺，是針對西漢以來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所採取的措施，更重要的是他把西漢儒學之士的夢想變爲現實。改奴隸稱謂爲“私屬”，嚴格限制了奴隸的買賣，堵塞了農民淪爲奴隸的渠道，他一方面對奴隸羣體表示同情，並解放了大批奴隸，同時，又以違法抄沒及連坐的方式將大批平民沒爲官奴隸。
總的來看，王莽代漢及改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西漢後期，社會矛盾已然相當激化，力挽狂瀾本非易事。王莽作爲一個徹底的儒家學者，爲現固新朝政權，以《周禮》爲宗，自然有其本身學術原因，託古改制也是他減小推行阻力的一種想法，他頒佈的一系列措施，在許多方面還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改革，雖然多爲針對當時的社會矛盾而發，然因其過於理想化，忽略政策可行性問題而均告流產。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屬，在貴族、豪強的反對下，最初就無法實行;評定物價權掌握在貴族官僚手中，更爲他們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創造契機。幣制多次改革，錢幣質量每況愈下，錢越改越小，幣值卻越改越大，這一不合理的做法無疑使百姓喪失對貨幣的信任。這種復古改制，不但受到農民反對，連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復自用，所用非人，也是最終導致其改制失敗的原因。
王莽改制的失敗，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性格特徵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註定要失敗。戰爭對人力、物力的消耗，促使其不得不徵用民夫，加重捐稅，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爲了維持戰爭，又縱容殘酷的官吏，對平民加重刑罰，終於在公元17年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公元23年，新朝在赤眉、綠林等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崩潰，王莽也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新莽政權倒臺，他所推行的改制也隨之煙消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