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武王伐紂爲何能成功?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在中國浩瀚的文學書海中，暴君或昏君形象不計其數，商紂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事實上，大多數人對商紂王的印象都是從《封神榜》這部神魔小說中得來的。問題在於，從《封神榜》中探究商朝歷史，就如同通過閱讀《西遊記》瞭解唐朝一樣不靠譜。依據先秦時期史書的記載，商王帝辛(諡號紂)是一位“博聞廣識、反應機敏、能言善辯、孔武有力”的文武全才，他甚至曾赤手空拳的制服了猛獸。那麼，這樣一位天賦稟異、卓爾不羣的君王，爲何最後卻落得國破家亡的下場呢?
對於這個問題，西漢以來的歷代史家，幾乎異口同聲地採納了武王伐紂檄文的說法。他們從品行、私德角度進行解釋，認爲商朝之所以覆滅，是因爲紂王失德導致的。其實，稍微分析和探究一番，我們就能發覺其中的蹊蹺。因爲即便是商紂王一人失德，也不足以致使周人迅速傾覆掉整個商朝。更何況，憑藉商人豐厚的底蘊實力，並不至於因爲一代君王的幾個暴政就走向崩潰。畢竟如果沒有落實於政策層面，私德有失的影響範圍實在有限。換言之，即便是一位品行良好的君王，如果未能執行正確的政策，也是無法惠及到全天下的。
在“家天下”的大背景下，每一位君王都不會主動去禍亂自家的江山。至於商紂王究竟是一位沉迷享樂還是勵精圖治的君主，我們還得從考古文物和史料文獻中那些片鱗半爪的描述中梳理清楚。據此，我們會發現，從帝辛繼位到商朝滅亡的這段歲月裏，商朝非常重視擴張領土，並連續發兵攻打東夷部族，並擒獲大批俘虜，自此商朝在長江流域的勢力逐漸穩固。更爲重要的是，通過對銘文以及諸多戰國竹簡(“清華簡”等)的研讀，帝辛亦曾對商朝內政進行過諸多改革。也就是說，商紂王的敗亡很可能並非是因爲簡單的“失德”引起的，而是源於對商朝內部利益結構協調的失控(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噬)導致的全面崩盤。
當然，這並不是說品行、道德沒有價值，而是在君王(管理者)那個層面下，對一個人的道德評價已經無法與這個人在利益協調、制度創新領域所做的事蹟相提並論了。在詳細解讀商紂王失敗原因之前，我們首先需要釐清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我們可以用“祖宗一元”和“王室衰微”稍作概括。
自商湯伐夏以來，商朝歷代君王都打着天命的旗幟，從而宣揚自身的統治是“天命所歸”。漸漸的，商人終於將原始多神教改造成了“祖宗一元”的宗教。簡單來說，在商人的宗教意識中，整個商族擁有統御天下的“天命”，而其他族羣只有被統治、甚至是被奴役的命運。爲了向上蒼和天下表達這份“天命”，商人就必須經常祭祀先祖(被神化)和上蒼，並活祭大批奴隸(尤其是東夷俘虜)。這種將本部族自詡爲優越(天命所歸)的想法很容易招致其他族羣的敵視(參照猶太教和猶太人的遭遇)，更罔論時常被侵襲和活祭的東夷族羣(後來商朝以東夷爲主的奴隸軍隊就倒戈相向了)。正因如此，到了商紂王時期，周邊的異族和外服方國(內外服制度)早已與商朝離心離德了。
不僅如此，即便是商朝內服(商人本族活動區域)也面臨諸多問題。由於早期商族保留了遊牧族羣“兄終弟及”的習慣，所以在商王仲丁後，連續發生王位紛爭，又屢次遷都，使王朝中衰、諸侯離叛，史稱“九世之亂”。自此之後，爲了削弱宗室威脅，歷代商王側重於倚重貴族、疏遠王族，逐漸導致王室衰微、貴族世襲把持朝政的局面。
雖然周名義上從屬於商朝，但在內外服制度下，作爲外服方國的周擁有相當程度的獨立地位，也因此具備了擴張發展的操作空間，所缺少的僅僅是一個機遇。不過，即便商朝正處於內憂外患、日漸衰落的境地，其文明程度和綜合國力依然遠遠強過西部邊陲的周部落。之所以最終周人得以成功取代商朝，關鍵還是在於商紂王的決策上面。
前文已經提及，紂王的個人能力是非常強悍的，即便是通讀全球歷史，允文允武的君王也是不多見的。但是隨着周的勢力不斷壯大，商朝越來越坐不住了。商、周曾有過共抗鬼方(西北羌戎一支，據說後來遠遁漠北，併成爲匈奴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友誼。但是周文王姬昌之父季歷因周圍祖父文丁對西岐周人的忌憚而被捕，在獄中絕食而亡，雙方由此成爲世仇。在面臨西岐周人和東夷族羣的兩線威脅之下，商紂王選擇率先打垮已經被商朝連續多年重創的東夷。先易後難的方針並沒有錯，但商紂王還是漏算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商朝內部的貴族勢力。
原來，在帝辛登基之後，爲了扭轉貴族世襲制度造成對王權的掣肘，曾頒佈過一系列新舉措。畢竟在當時貴族安逸腐朽的大背景下，遭到壓榨的平民階層，其不滿情緒正在不斷積累。爲此，商紂王一方面開始打壓貴族子弟、另一方面則大量從平民和奴隸羣體中提拔人才，飛廉、惡來父子(夏初伯益後人、東周時期秦國和趙國先祖)就是在這個時候被選拔成爲將軍的。甚至紂王還宣佈了貴族奴隸一旦進入朝歌，就能獲得自由，從根本上打擊了貴族羣體的根基。正因爲這一系列的舉措嚴重損害了貴族的利益，遭到大臣們屢次諫言，各地貴族與紂王離心離德，更有甚者直接投奔到周人效力去了。
除此以外，紂王還開始逐漸減少祭祀活動。那時候，人們一度非常迷信神鬼，當時大到打仗，小到蓋房子都要占卜，這導致祭司們手裏掌握了大量的權力。就算國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麼回事，可是爲了穩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廢除的。導致的結果就是，一件事最後能不能辦成，很大程度上全憑祭司的一張嘴，他要是說占卜結果是“大凶”，這事還怎麼做?之前的歷代商王都是以妥協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是到了紂王這一代，已經沒有時間也沒資源來和稀泥，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硬“懟”，直接宣佈所有人都不許再信這一套，這件事按現在的說法應該叫“移風易俗”和“反對封建迷信”。可以說商紂王的眼光非常準，他的幾項改革措施都直擊要害，
不僅如此，紂王爲了收攏權力還開始逐漸減少祭祀活動，削弱祭司們手中的權力。要知道，在“天命觀”濃郁的商朝，人們是非常迷信鬼神的，不論是行軍打仗還是蓋房喬遷都要占卜一番，這就將社會的話語權交給了祭司集團。爲了改變這一局面，商紂王的政策可謂相當強硬，可是問題在於紂王自己也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案取代祭司們的輿論主導權，最後他便被祭司羣體大肆抹黑。紂王行爲就好似一場頗爲激進的改革運動，這顯然觸動了既得羣體的利益。
當紂王在外交層面遭受外服方國的孤立(周武王曾通過孟津觀兵探查天下諸侯態度)、在政治層面被世襲貴族、王室(紂王同父異母的哥哥微子啓投奔周，後爲宋國先祖)和祭司階層敵視、在軍事層面陷於和東夷族羣的鏖戰之時，武王伐紂正式拉開了序幕。出兵之前，武王曾發佈討紂檄文——《牧誓》，其中爲紂王列舉了六條罪狀。其中包括嗜酒如命、牝雞司晨、自詡天命、不祭司神明祖先、不重用貴族和任用小人(小人相對於君子，是指非貴族的草根人士)等，翻譯過來就是喜歡喝酒、經常聽取寵妃建言、自信、不讓祭司主持祭祀儀式、打壓世襲貴族和重用平民奴隸等。按照今人的視角來看，武王伐紂的理由是如此經不起推敲，但站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卻字字珠璣、直戳要害。
果然，武王伐紂後不久，商朝大批貴族官員紛紛叛變，進而導致商朝國家機器陷於癱瘓，以至於紂王在周軍前行許久，卻一直被矇在鼓裏(也可能是被朝中貴族刻意封鎖消息)，未能及時將東夷戰場的前線軍隊撤回防禦。最終只能動員朝歌附近臣民抵抗，甚至將奴隸籌備上陣。結果奴隸軍隊在陣前反戈一擊，商朝僅剩的軍隊則與周軍進行了一場極其慘烈的決戰，牧野之戰、流血漂杵，紂王與兩位愛妃自焚而死。
綜上，我們可以明晰，紂王的失敗並不是源於他的私德有失、或者是暴政所爲。而是在商朝各種弊政業已形成盤根錯節利益網絡的大背景下，貿然操刀改革都有可能導致整個體系的崩盤。在歷史的大潮中，個人的力量往往是渺小的，明君和能臣的誕生是需要一定機遇的。當然，即便如此，歷史上依然有人能夠趁着一縷機遇完成變革，以達到逆天改命的宏偉藍圖。
正所謂“不破不立”，周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後，雖然其集團內部存有大量商朝舊貴，但周人並未將社會秩序恢復到商紂王之前的狀態，而是選擇另開一番天地。首先，周人在承襲商人“天命觀”的基礎上做出了改變，將天命所歸的範圍從整個統治族羣縮小到周天子一人，從而具備了普世意義;其次，周朝廢除商的內外服制度，並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推行了分封建國(宗室和功勳拱衛中央)的舉措，加強了京畿與邊緣區域的政治聯繫;第三，從禮法層面明確了嫡長子繼承製，以防“九世之亂”前車之鑑;最後，周朝延續了紂王將祭祀權力收歸己有的做法，在保留祭司特權的基礎上加大了自身的輿論操控能力，迫使祭司階層後來逐漸轉化爲記錄儀典和史料的“儒”羣體。自此之後，華夏文明邁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