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封建王朝中央集權的最高既得利益者，皇帝最關心的頭等大事，自然是國家的安定和自己政權的穩固，但是對於如何平亂，每一代帝王都有自己不同的見解，下面我們就對比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來看一看二位的平亂觀有何不同。
國家的治亂振興，從來都是最高統治者關心的頭等大事。即使是那些製造動亂，趁亂奪權的亂臣賊子，在坐穩大位後，也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亂。至於老百姓，更是做夢都巴望着平安無事，安居樂業，誰不知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道理。
然而，由於皇帝們對亂源的生成認識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治亂觀，從而導致截然不同的歷史後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唐太宗與隋煬帝不同的治亂觀，也許對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都是有好處的。
隋末，兵部尚書楊玄感發動叛亂，不愈月而敗。可見當時天下尚未出現土崩瓦解之勢，百姓之心，猶望樂業。可隋煬帝卻悖逆民心行事，派鄭善果、裴蘊、骨儀與東都留守樊子蓋一起“深挖”楊玄感黨羽，並指示：“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不盡加誅，無以懲後。”隋煬帝不從自己找原因，而是認爲，楊玄感振臂一呼，跟隨他造反的就有十萬之衆，由此可知，天下百姓不能太多，多則容易相聚爲強盜。這次一定要把造反的統統殺掉，否則不能懲戒後來者。樊子蓋原本殘酷嗜殺，現在又領受了“最高指示”，由是，遂以峻法治之，殺三萬餘人，流徙六千餘，而其中大部分是冤枉的，就連曾經接受過楊玄感賑濟糧米的窮苦百姓，都要被活埋。大屠殺後，隋煬帝到了東都，見街上行人仍然不少，竟對左右說：“猶大有人在。”意思是，是不是殺的人太少了，怎麼還有這麼多人呢?正是隋煬帝的這一人多了便容易相聚造反，防範措施就是大開殺戒的治亂觀，導致了這次殺人如麻，血流成澤的大屠殺，大冤獄。從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再加之開運河，徵高麗，水旱災，瘟疫起，造成百姓流離失所，痛苦不堪，禍亂之心，陡然而生。由是，羣雄並起，天下大亂矣!其時，隋朝開國方三十餘年。
而處處以隋煬帝國滅人亡爲鑑的唐太宗，與隋煬帝的治亂觀卻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與羣臣討論“止盜”的話題，有人提出應以重法以禁之。太宗不悅，道：“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少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到底不愧一代英主，知道亂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懂得百姓之所以爲盜，是由於官吏的貪腐，苛捐雜稅太重，弄得民不聊生，飢寒交迫造成的。根子找準了，從源頭認真治理，收效自然顯著。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商旅野宿，海內昇平。貞觀之治始焉。
唐太宗李世民下面的兩段話，更是明白無誤地表明瞭應從自家身上查找亂因。其一爲：“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其意爲，君王依靠國家，國家依靠百姓，如果刻薄百姓來侍奉君王，就像割自己的肉來充飢，肚子飽了，身體卻死了，同理，君王富了，國家卻亡了。所以，君王出現問題，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自身造成的。比如，想追求盛大，耗費錢財就多;耗費多了，就會加重百姓的賦稅;而賦稅過重，就會增加黎民的愁苦;到了百姓怨聲載道時，國家就危險了;國家危險，君王就該喪命了。我常常思及此理，所以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其二爲：“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誹謗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己，則危亡立至。”其意爲：古代大禹鑿山治水，耗費民力，而百姓並無怨言，因爲治水是爲了造福人民的原故。秦始皇大規模建造宮殿，百姓則怨恨造反，因爲這樣做是危害人民，只顧自己享樂原故。奇珍異寶，固然是人人想要的，若是放縱自己，不知剋制，國家離敗亡就不遠了。
爲何會隋亡而唐興?從唐太宗與隋煬帝的不同治亂觀，不同對待百姓態度這面歷史的鏡子中，就能窺見興替之道了。唐人陳子昂說：“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襖逆乘釁，天下亂矣!”官逼民反，根子在上，是歷代有識之士的共識，歷史也一再昭示了這一不爭的事實。由此可知，心地善良，膽小怕事，甘於逆來受順的中國百姓，不是到了實在活不下去的那一刻，是萬萬不敢犯上作亂的。就連弱智的阿q仁兄都知道，造反可是要殺頭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