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隋煬帝和唐太宗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隋煬帝和唐太宗有着很多的相似之處，歷史上兩人的評價爲何天差地別?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各位是不是單聽到這兩個名字，就本能地感到了其二者的明顯反差?作爲導致隋朝二世而亡的“暴君”，楊廣簡直可以說是各朝帝王裏最典型的“負面教材”，史書中只要一提到他，幾乎就都是窮奢極欲、荒淫無度類形容，連像完善科舉、開鑿運河這類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業績”，也基本無法得到歷史公正的評價。
反觀唐太宗李世民，則是被後世廣泛讚頌的一代“英主”，他憑藉自身的雄才偉略、勵精圖治，帶領着一衆名臣開創了著名的“貞觀之治”，使得“盛唐”之華景成了中國君權政治的歷史巔峯。
唐太宗像
的確有點像
但實際上，對隋唐歷史有所瞭解的人，就會發現二人實際從發跡到制政再到晚年，都有很多相似的“人生污點”：
首先，二人都是通過如出一轍的非法手段獲取皇權。楊廣誣陷太子楊勇致其被廢，假傳文帝遺囑逼迫楊勇自盡，此後還將自己的十個侄子全部殺掉;李世民則是通過玄武門之變，誅殺了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登上王位後也將其二人的子嗣全部誅殺。
其次，軍事方面，二人都犯過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毛病。以徵高麗爲例，隋煬帝在大業八年(612-614)至大業十年間三次討伐高麗均以失敗告終，置民生疾苦於不顧，最終導致各地農民起義的興起。再看唐太宗這邊，貞觀十九年(645年)御駕親征高麗，戰爭打了半年不但未能征服高麗，還是得唐軍損失嚴重;貞觀二十一年(647年)派牛進達率軍進攻高麗，仍無果而返;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不顧宰相房玄齡的臨終懇求，預備次年發軍隊三十萬再次討伐，結果卻造成了四川雅、邛、眉三州的山獠暴亂，直到次年病亡，征伐高麗的事情才得以暫停。
影視劇終的李世民
再次，在情慾本性層面，二人也不相上下。歷代史書中的亡國之君大抵都是貪婪驕縱、好色淫靡的形象。這一方面，《隋書》中對隋煬帝的描述主要在兩件事：
一是貪圖南朝陳後主的寵姬張麗華的美貌並想要納其爲妾;
二是在他老爹隋文帝病重時，想要強迫他的小媽，隋文帝寵妃陳夫人，犯了淫庶母之大逆不道之罪。
反觀李世民，真的好不到哪去，他先是貪圖自己親弟弟(李元吉)之妃楊氏的美貌，並將其納爲己妾;同年又在幽州大都督廬江王李瑗造反被誅後，奪其美姬收爲後宮。
楊廣
最後，關於肆意揮霍，二者也只是形式不同。隋煬帝在位期間是典型的能折騰，伐高麗、營東都、鑿運河、南遊北巡視等舉措無不是濫用民力、勞民傷財的損招，被歷史扣上了貪婪荒誕的帽子。對於這一點，唐太宗雖然表面上收斂了很多，且有意吸取隋煬帝的教訓。但皇帝畢竟是皇帝，有錢不花我等什麼?實際上，其也曾因修建洛陽宮而勞民傷財，還縱容自己的兒子享樂，下詔說“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
從以上種種史實可以略見，李世民較之楊廣，該做的事真沒少幹幾件，站在天子之位，人性之貪婪與自私並無過多收斂。
儒家王道的極拷問
那麼二人的歷史評價究竟爲何會呈現如此“兩極分化”，今天二哥就試着從儒家王道思想中的“天時地利人和”的角度入手，對上述問題發表幾點薄見。
天時方面，二人本質的差別是“一興一亡”。
隋煬帝是亡國之君，不但沒有把自己老爹留下的江山坐穩，甚至還沒有節制的肆意揮霍，加之在位期間天災不斷，黃河氾濫、關東受災，導致生靈塗炭、生靈塗炭，給各系反對勢力提供了充分的“造反”理由。唐太宗李世民的繼位雖算不上名正言順，但其在奪取皇權後卻特別喜歡將楊廣的失敗經驗作爲反省自身的“負面教材”，將“以史爲鑑”轉化爲了自己實施皇權統治的指導思想，打了個完美的“時間差”。此外，自古成王敗寇，《隋書》是唐太宗的信臣魏徵負責編寫的，掌握了話語權的當權者，通過醜化前朝君主的昏庸腐敗來強調自身統治的正統性，幾乎是歷史之慣用伎倆。
地利方面，從宏觀歷史和地緣角度上講，唐太宗的偉業可以算作世代民族融合的積澱和和昇華。
隋朝的南北一統，客觀上爲唐代的大一統起到了鋪墊作用。且在李世民奪取皇位之前，李家父子就已通過多年征戰，平定了隋末的各路起義軍。淺水原平定隴西薛仁果;敗宋金剛、劉武周，收復並、汾失地，消滅北方地方軍閥;虎牢之戰中一舉殲滅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竇建德集團;重創竇建德餘部劉黑闥和山東的徐圓朗，比起隋煬帝面臨的四面楚歌，唐太宗李世民在上位之前就已掃清了各路障礙。邊疆問題上，李世民本身就有部分外夷血統(母系中有部分鮮卑成分)，在數百年的民族大融合歷史背景下，催生了其“華夷無猜”、“愛之如一”的治邊觀念，這樣一來，國土的最終一統便也顯得順理成章。
人和方面，這一點可以說是二人最大的差別所在。
隋煬帝生性嫉賢妒能、剛愎自用、排斥進諫，其曾公然向大臣虞世南宣告“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明確表態自己不喜歡聽取大臣的諫言。此外楊廣還十分自負，高熲和賀若弼兩位忠臣，因爲對隋煬帝縱慾聲色、大興土木、討好突厥等有所不滿而私下議論，就被煬帝以誹謗朝政罪而先後誅殺。自此，隋煬帝身邊僅存一幫阿諛奉承、貪得無厭的宵小之徒，再無忠君爲國的忠臣良將。
與隋煬帝形成鮮明對照，唐太宗是歷代帝王中“知人善用、從諫如流”的典範，面對掌權初期構成複雜多樣的朝野羣臣，唐太宗選擇了順勢而爲，因勢利導。善於樹立正面典型，引導臣子的忠君之心，同樣藉助與前朝的對照來構建和諧的君臣關係。在他的核心統治集團中， 有善於謀斷的房玄齡、杜如晦，精於軍事的李靖、李勣，敢於諫諍的魏徵，以及長於識人的王珪等人。這是一個配合默契、結構精煉的高效領導集團，分工明確、權責一統，作爲權力中心的李世民，與羣臣各司其職，形成了“君臣共治”的政治風尚。
可以看出，從人之秉性上講，隋煬帝和唐太宗的確難說有什麼本質差異，但唐太宗的賢明知理、張弛有度的統治思想，更適合中國古代儒學以道德仁義爲制政基礎的王道觀念，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李世民摒棄了隋煬帝的治世弊病，巧妙地把握了歷史的風向。可以說，正是楊廣的失敗教訓進一步反襯了李世民的“偉光正”形象，終使李世民留下千古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