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士大夫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一：斷崖式墮落
大明王朝三個世紀裏，一個出名的亮點，就是士大夫們的氣節品質。
自從明朝建國起，明王朝的歷代文官們，就常見各種硬骨頭。碰上關乎國計民生的原則問題，哪怕品級低的小官，也常見硬懟皇帝，坐牢捱打全不怕。攤上北京保衛戰這樣的危難時刻，更是集體擰成一股繩，團結一致御外辱。治國能臣也是輩出，雖說朝堂爭鬥不少，大多數閣老尚書，都能分得了輕重負得了責，比如夏言掐張璁，張居正撕高拱，彼此別管多大仇，國家大事也絕不拆臺。大明王朝的輝煌中興，就是這些負責任的政治家扛起來。
但是，到了晚明悽風苦雨的年月裏，一直標榜“氣節品質”的明朝士大夫，表現卻是斷崖式下跌。特別在末代皇帝崇禎帝艱難苦撐的年月裏，滿朝的士大夫精英們，除了忙着互相算計拆臺，就是遇事慌忙躲貓貓，氣得亡國前夜的崇禎，喊出“諸臣誤我”的遺言自盡。而後，士大夫們卻又毫無壓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農民軍賣身投靠。如此集體下作的表現，正如當時大文豪馮夢龍那句怒罵：“尚何面目偷生於天地間”——簡直太不要臉。
可別看馮夢龍罵得狠，等到不久後清軍入關，中華大地山河變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臉”，卻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時候，就拉幫結派繼續掐，爲了個人手裏權力，不惜煽動軍隊譁變，直接給清軍南下打開方便之門。待到清軍橫掃東南，滿臉忠君報國做派的他們，這時爭先恐後求投降。諸如錢謙益陳名夏等“士林領袖”們，更是投降了都最終不落好，不是悽然而終，就是獲罪身死——做叛徒，都這麼不受待見。
雖說歷代王朝覆滅，常見朝堂士大夫們的“不要臉”，但如明朝士大夫這般墮落速度之快，卻簡直青史罕見，細看其中過程原因，更是滿眼觸目驚心。
二：價值觀崩潰
明朝士大夫們的加速度墮落，首先就是個價值觀問題。
嘉靖年間文學家何良俊回憶說：明朝前期的官員，深受理學教育薰陶，從來看淡財富田產，最重氣節名譽。就算在松江這樣的富庶地區，當地周氏曹氏蔣氏這樣世代官宦的名門，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級。誰要敢做官時貪圖享受經營產業?必然會被集體鄙視。那時士大夫們的剛正表現，正是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撐。
但從嘉靖年間起，明朝商品經濟高速發展，朝堂上的傳統信仰，也全衝得七零八落。官員從中進士開始，就忙着買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權勢插手各類生意。社會風氣也是大變，《新會縣誌》記載：明代早期時，如果有清官辭官回家，鄉鄰們都引以爲榮。但到了嘉靖年間時，如果官員回鄉後被帶回錢，必然要被街坊四鄰嘲笑，“清官”幾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詞。蠅營狗苟的風氣，從此開始到處刮。嘉靖年間還是青年的張居正，就曾一語嘆息當時的亂象：商賈在位，財貨上流——基本就是金錢開路。
好在那個時代，明王朝的行政體制還算運轉良好，從嘉靖晚期嚴嵩倒臺起，經過高拱張居正等改革家的鐵腕整頓，以考成法等嚴格律令，將明朝官員們嚴格監管，也成功一掃嘉靖年間的齷齪風氣，有了“隆萬中興”的輝煌。但張居正過世後，親政的萬曆皇帝，沒幾年就不上朝，雖說大權牢牢捏在手裏，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卻是嚴重減速，所謂的嚴格監管，當然也成了浮雲。既然國家大事歇了業，當年追求清廉報國的官員們，這下當然瞪圓眼睛撈好處。
於是，這個時代的大明朝，江河日下的年月裏，也成了士大夫們生活豐富多彩的年月。朝堂上拉幫結派，互相拆個臺搞個黨爭，嘴裏江山社稷，謀的卻是自家利益，享樂奢靡風氣更是大起。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親筆記錄了他參加過的明朝官場飯局：有時都是在“宮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銀器皿，菜餚堆得像“修建一個小型的城堡”。熱鬧的宴會要持續一整夜，除了美食還有歌舞遊樂。爲何敢這麼奢靡?因爲“開支全由公家支付”。
而且別看晚明末世時，他們各個遇事唯唯，撈好處卻絕不手軟。比如明末江南的官宦世家，華氏每年收租有八十七萬兩，錢家土地橫跨三州，每年地租近百萬兩白銀。陳家的宅院巍峨無比，比各地藩王都闊氣。朝中的各位官員呢?每天在崇禎面前糊弄的他們，大把的錢往家裏摟，以至於李自成佔領北京後一頓抄家，竟在官員們家裏抄出七千多萬兩白銀，是明朝亡國前夜，宮廷府庫存銀的三百五十多倍。
所以不難理解，爲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時，甚至清軍南下時，這些高官厚祿的士大夫們，竟是醜態百出：報國的信仰早就是浮雲，一生做官只爲權和財，跟誰不是升官發財?該賣就要賣。
三：可怕的逆淘汰
比起價值觀的崩塌來，晚明士大夫們墮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殘酷的逆淘汰。
很多後世讀史者，常嘆息明朝滅亡時，一幕奇怪的現象：一邊是各級高層官員們，各種秀下限賣身賣國，人設幾乎塌了個乾淨。另一邊，卻是多少身在民間的士大夫們，慷慨走上救國之路，戰至悲情壯烈殉國。在這個王朝生命的最後年代裏，大明朝依然不缺忠臣義士，但這些滿腹才華理想的英雄們，卻無一例外，在明朝滅亡前夕時，被淘汰出權力層之外。最終只能以孤軍奮戰的方式，悲壯履行最後的職責。
造成這奇特現象的，就是明王朝越演越烈的逆淘汰。
在明朝中期時，雖然明朝社會的傳統理學思想，遭到了越發劇烈的衝擊。但大明王朝的行政體系，畢竟仍然保持健康運轉的狀態。所以高拱張居正們，依然可以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如勇敢的手術般，給大明朝贏的新生。但萬曆親政後呢?長期的怠政懶政，明王朝連全國的知府知縣，乃至中央六部尚書侍郎，都是大面積空缺。整個王朝正常的新陳代謝，已經完全的紊亂。然後，參考一下基本健康知識就知道，明朝的政治生態，變成了病態的逆淘汰。
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正是黨爭。萬曆的怠政，叫朝臣間的傾軋，走上了失控狀態。大臣們各自拉幫結派，正常的官員任免考覈，完全成了過場。晉身的主要途徑，就是跟對派別。會爭名聲秀出位，要比會實幹更重要。
如此一來，萬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風，越是國家水深火熱，官員們越是精神抖擻罵得歡，比如李自成農民軍從陝西進入山西時，如此十萬火急的局勢，言官們卻互相扣鍋，朝中山西籍的官員破口大罵，指責陝西官員“縱賊”，陝西籍官員們哪肯吃虧?又大罵山西籍官員“通賊”。正常商議平叛剿賊的會議，就這麼給帶跑偏，變成了地域掐架。類似雷劇，崇禎在位十七年裏，每年都有好多場。耽誤正事?哪有官員們站隊博名聲重要。
甚至到了江南復社崛起時，復社的領軍人物們，也憑着他們在明朝朝堂的強大人脈，把自己的成員們在科舉路上捧上去。號稱“清流”的他們，更通過在秦淮青樓的各種聚會，拼命收攬成員，創下南京秦淮青樓“家家夫婿是東林”的“壯觀”場面，至於成員素質?《復社紀略》裏就有無奈嘆息：“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徒，亦多竄於其中”——就是一幫這種玩意。
這樣一個坑貨扎堆的朝堂，最容不下的，自然是實幹型的人物。比如崇禎年間時，山陽縣武舉陳啓新悲憤上書言事，奏摺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獲至寶的崇禎，欣然將陳啓新提拔爲給事中，不料這下捅了馬蜂窩。接下來的時間裏，各路官員們不顧國家危亡，接力似的大罵陳啓新，終於羅織各種罪名，害的爲官清廉的陳啓新撤職走人。至於血戰鉅鹿的盧象升?經略陝西痛擊李自成的孫傳庭?哪個不是迎着罵聲苦幹，然後含恨而亡?
當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朝堂，已然成了氣候，真正的人才，已有容身之地?崇禎臨終都在說着“文臣皆可殺”，可真正造就滿朝“可殺文臣”，叫明朝付出亡國代價的，正是這大明朝自己造成，更在歷史演進裏絕不罕見的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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