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明朝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明朝人的生活講究“閒”“適”“雅”“趣”，還因愛“閒”發展出“閒賞”的生活美學，足見“閒”在當時不僅是一種生活樣態，也是一種生活理念。
“閒”在明代老年人的心中亦佔據着重要的位置。“閒”，在明代老年羣體中儼然已經成爲一種生活方式，而且頗具養生價值，如陳繼儒雲:“少年人要心忙，忙則攝浮氣;老年人要心閒，閒則樂餘年。”可見，“閒”對晚年安樂生活的重要性。
在了卻婚嫁、不受功名羈絆後，無拘無束、一身輕鬆、逍遙于山水之間，過起田園牧歌般的生活。詩中提到的身無束縛、脫離世俗的牽絆，恰恰是老年人從事休閒生活的優勢所在。
經過了明初的恢復生產之後，園林的修建在正、嘉時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發展，並在明末進入全盛期。不少官員在告老還鄉後，致力於興建園林。園林的修建不僅承載着他們的審美觀念、文化理想，也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提供了他們晚年優哉遊哉的生活處所。明代很多園林在遊觀、逸樂、社交功能外，也兼具明顯的養老屬性。
嘉靖初年的首輔毛紀(1463-1545年)認爲，“天下之宦遊而歸者，考其樂之所在，必曰山、曰水、曰田園，舍是則皆所後者也”。他在致仕之前，就積極謀劃營建園林，“以素乏園林，無所于歸，因命子棻輩圖之，乃於郡城西北得張氏之地，置一莊焉”。甲申(1524年)休致，“日遊於斯，獨坐靜觀，雲山花鳥，景與意會，或芳辰令節，會戚邀朋，觴詠壺弈，惟興之適，蓋樂之而將終身焉者”。方鵬(1470-?)晚年在“逸我園”中度過:“逸我園者，先君闢之，予壯而葺之，老而名之者也。”園中設有書屋、祠堂、精舍，有山、有亭，古木、佳果、繁花雜卉。“予每旦度橋涉園，肅揖先祠，退就精舍，或讀書或賦詩，或焚香獨坐，客至或淪茗、或呼酒，匪其人則辭。倦則或臨池、或臥石、或命童子掃葉、或督畦丁藝蔬，日既暮則返於室，如是者以爲常，蓋老於是、逸於是，以畢吾生而已。”毛紀和方鵬在園中的生活很豐富，也很隨性，自得其樂，意欲在此終老。
有些園林直接以“老”入名。楊循吉遊覽過華氏愛菊翁的園林，讚歎此園“其勝當爲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雖有之，不能及也”。該園“經營於壯歲，而遊居於老年者”，取名“怡老園”。園中山池亭榭一應具有，還種植莊稼、花卉、蔬果、桑柘、竹樹等。華亭唐汝詢的父母晚年隱居在“偕老園”中:“偕老園者，先君子及先孺人偕隱處也。”汝詢父親年五十謝舉子業後，將城外五畝宅“半築室半爲園，棄郡中屋徙居之”。園中栽種竹、雜卉、菊、橙橘香櫞等，還設有精舍。其父“每晨起，一小童汲水，手自灌園，灌已操一編坐竹下，課童刪草培花及剪竹木之繁者，知有園而已，不問園外事也”。唐父儼然把偕老園作爲“世外桃源”，居此園三十年，亦終老於此。
除了大規模的園林外，還有建別館、亭榭作爲個人修身養性、自娛自樂的居所。泰和蕭弼(1371-1444年)以教授鄉里爲生，“晚年既畢其子婚嫁，乃厭所居書院淺陋，遂買田築室，闢池於東山之下以娛老焉”。武進毛靖(1383-1443年)“晚年益好閒，靜築一室，無雕鏤繪飾，環植花卉，日吟詠其中”。湯瑬(1461-1529年)“晚歲築臺榭，園池雜蒔花木，觴詠其間，戒不通雜賓，惟叔氏文守君暨故祝京兆先生相社會宴暱，至即張筵陳聲伎相娛，令節則載酒徜徉湖山，終其天年”。
園林、堂宇的養老屬性還體現在有些是孩子們專門爲父母營建的養老娛親之所。顧與清(1497-1567年)“雅好美居室，燠館涼臺、重薨復榭，往往棋置”，而子大棟“又所謂肯構者，爰闢怡老園以待君”，後與清卸下糧長一職，於遊嬉時節“邀集賓朋酣飲爲樂”。吳一鵬(1460-1542年)有歸老之意時，其子子孝“乃緣其東麓闢而構堂焉，中虛外廣，林垧交映，旁累石爲峭，玉朵雲之峯，瑰奇縹緲矗矗而起，以待先生歸老而逸於斯也”。可見，園林、別館、亭榭等作爲休閒設施對老年人的特殊之處。
明代是老年會社的大發展時期，老年會社多命名爲耆老會、逸老會、耋老社等，着意於突出“年齡”這個特點。張睿卿認爲“爲耆英會，皆暮年無事及素善文墨，時泰家豐，從容宴集，以樂其生”，概括了老年會社成立的內在和外在條件。老年會社反映了明代老年人生活的豐富、閒適。
逸老會社一般由縉紳發起，會社的活動也以休閒娛樂、飲酒賦詩爲主。朱貞(1421-1497年)癸卯(1483年)致仕後，“勝日則與鄉士夫故老效古人真率會以爲樂，雖年逾七望八而康強若少壯，惟以詩酒自適於林泉之下”。馬湖府知府顧綸(1444-1522年)71歲致仕，“與鄉縉紳士而歸者十餘人爲安耆會，會必有詩”。段寔“年逾六十即謝事歸，歸之日足跡不涉公府，絕口不談時事，惟與鄉人故舊爲真率會，賦詩飲酒爲樂”。真率會成員共26人，年近八十者九人，年未七十者九人，年幾六十者八人，每月一會，“尚齒不尚爵”。
毛紀與同鄉致政諸老，“年皆耆艾以上，亦有逾七望八者矣，其所以悼往日、惜餘生，誠不能不以之興懷也。古人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殆其時邪”，於是建立忘形會，“戚友雅集期於怡情適興，以罄一日之歡而已”。
嘉靖丁亥(1527年)，鄭嶽(1468-1539年)倡立逸老會，“賦詩招致於梅峯別業，合席列坐，殽不過五味，菜果羮脯不限，酒五七行，客不飲亦不強，示真率也。自是率爲定規，以次舉行”。會社的地點並不固定，莆田的名山勝景都有他們的蹤影。會社成立時，會員最大的72歲，最小的鄭嶽也已60歲。
陳文燭的父親(1506-1580年)戊辰(1568年)致仕後，“徜徉於煙水之間，開草堂於南紀門外，種樹養竹。延裏中諸老爲高年會，幾至百人”。這應該是目前所見規模最大的會社。陳文燭後來作詩紀念，其中最年長的毛太真道人已經110歲。
萬曆二年(1574年)，孔天胤(1505-1581年)“念老矣，多慮少悰，欲一月之間得一開口而笑，非悟言之適，必不爾也，蓋同道同心則樂，胸中無一俗氣則樂”，於是結天真四友人會，“月一會，會必竟日，食不兼味、口不談世儒，而文仙、而玄佛、而空則其與也，天而真則其自得也”。優哉遊哉，以終餘歲。吏部尚書張瀚(1510-1593年)辭歸，“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縉紳年逾耆耋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亦自得其樂。
溫純(1539-1607年)在建老年會社方面也有經驗，先是萬曆壬辰(1592年)，他爲父親“延裏中年七十以上、九十以下者，仿洛中唐樂天、韓潞諸公真率遊爲社”。後萬曆丁酉(1597年)，溫純與友人“多抽簪相繼歸”，相約建立耋老社，其中最大的83歲。
不獨老年男性建立逸老會，老年女性也有。王越友人胡某之母即是女性會社的會員之一，王越有詩云:“女中即有耆英會，世上可無榮壽堂。”
有些老年會社限於家族內部，如潘恩(1496-1582年)致仕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自引而從公，年皆七十以上，因築四老堂以自娛，每衣冠出遊，三子皆侍金紫，絡繹於道，歡讌彌日，士大夫爭欣豔麗之，謂洛中耆英社不及也”
也有些逸老會社純粹由庶老結成，如崑山孟昇晚年以家事付子孫，“約鄉老爲會，歌謠太平”，84歲卒。成化十八年(1482年)以秦旭爲首的無錫碧山吟社也是庶老會社。秦旭“晚年獨喜爲山澤之遊，嘗與斯文十老即二泉幽絕處結碧山吟社，月率一會，會則酌酒賦詩爲樂”。邵寶亦稱讚“碧山吟社，吾邑之盛事也”。此外，偶爾歸鄉的官員，如陳進之、盛時望，秦廷韶，“亦時時一至，不在常數”。王恕巡撫蘇鬆時，“亦聞風而願見焉”。後“十老人即沒，社廢而精舍亦從而亡，地爲他人有矣”，秦旭之孫始倡力議復之，“社既復矣，又從而爲之堂”。入會的如安如山(1505-1570年)等十多人，“皆請老而歸跡者”，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平民性質的社團。
有些會社不單純是逸老，還兼具勸善、教化的性質，如邵德掛冠歸，“優遊稱老於清風裏第，暇日爲九老之會，談說嘉言善行，以訓諭宗族，化導其鄉人”，94歲卒。蔡清父親蔡觀慧(?-1501年)歸田後，認爲“獨樂樂，不若與衆樂樂”，“慨浮生之能幾，宜逸樂之及時”，於弘治辛亥(1491年)建立逸樂會，一共17人，一起“登高眺遠、賞花玩月、酌酒賦詩”。同時，“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質、其有憂患亦相與爲力，豈徒逸樂云乎哉!”在逸樂之餘，該會社還兼具勸善互助的性質。直到蔡清寫這篇記言，逸樂會已經持續了11年，“而未嘗有一會之曠，惟值水旱或兇歉則暫輟”。趙厚煋(1513-1596年)“既老以政傳子，數與鄉大夫賢者、翟郡守、安御史六七曹結社，多談說前言往行以訓誨其子弟”。正德己巳(1509年)，宜興11位致仕鄉紳在城東周孝侯祠建立堂、閣樓，作爲燕饗之所。在宴飲娛樂之餘，亦不忘“尊讓潔敬而接鄉人於道”。王鏊感嘆:“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演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於鬥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希闊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在明代中後期，鄉里教化系統——鄉飲酒禮、申明亭日漸崩潰的現實下，這樣的老年會社或多或少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也是老年人社會價值的體現。
老年人在卸下職任、家事後，和故交在風景宜人的地方建立會社，一起飲酒作詩或遊山玩水，既聯繫了情感，也使晚年多了一絲趣味。
明代一些養生家，如高濂，極力提倡旅遊怡情——春陽踏春、夏月尋蔭、秋日登高、冬月探梅，一年四季，在高濂眼中各有遊觀之樂。“四時遊冶，一歲韶華，毋令過眼成空，當自偷閒尋樂。”老年人在卸下職任和家事後，相比從前，有更多的空閒可以支配，而且在心態上也更輕鬆一些，如果身體條件允許，一些老年人也會選擇出遊。如王越(1426-1499年)“退休贏得老來閒”，於是挑佳日遊紫金山。方鳳晚年好遊，“衰年學壯遊”、“老年無內顧，秋日得西遊”。莆田吳鶚“晚年婚嫁既畢，慨然慕向子平之爲人，乃挾奚奴、杖馬箠尋遊山水間……又聞天台?蕩多仙人芝草，欣然願往，冀一遇之”，七十歲卒。
李柟(1474-1543年)少時志在四方，然爲家事所累，不得遂志。70歲時忽然慨嘆:“念吾且老，足不逾戶庭，目不覽湖海，乃亦自命丈夫耶!”儼然視年已七十、卻不曾外出目睹過佳山佳水爲人生的缺憾，於是，“以盛夏度閩嶺、泝浙東、西曆吳會、泛揚子以達於建業而假息焉，凡陪都宮闕與三吳名勝，靡不窮躋極覽，以爲天下都會名物瑰觀盡在是矣，乃歸。”完成了這一樁心願，回來後，“自卜葬地於蛇岡，即其下築樂丘精舍，舍成而逝”，也算沒有遺憾了。平江丘萬瓊(1509-1588年)晚年不復問家人生產，一日謂兒曹曰:“人生行樂，吾日株守闤闠中以老，豈其倦遊乎?吾向登太山、樑父，謁闕里，又凌太和絕頂，今猶意興津津飛動也。”丘萬瓊在晚年傳家於子後，不甘心就侷限在家鄉一隅之地，“於是扁舟泛洞庭，復揚帆吊鸚鵡、黃鶴、赤壁諸名勝，呼酒自勞，俯仰天地如接”，並且將遊歷經歷寫成《紀遊集》。
方弘靜(1516-1611年)致仕後，也開始了悠遊的生活。把家事交給孩子，對出遊念念不忘，由於其時年事已高，選擇在離家比較近的地方遊玩，半年之內四次出遊，遊必有詩，可見遊興之高。
沈周本人好遊，爲娛親，也曾帶父母出遊。父親沈恆(1409-1477年)因“風痹兩年，不良行”，至癸巳(1473年)“稍可扶掖出入”，這一年的七月十五(中元節)，“氣清天高，神情朗徹，因合近局五七人，泛舟奉遊於谷木川上。水月浩然，照人如畫，乃烹鮮釃酒，捧觴屢進。復造此辭，揚聲中流，歌以佐之，客亦宛轉，齊口相和;家君馴及微酣，月午始返棹，可謂樂矣”。沈周希望通過出遊樂親而除疢疾、忘歲年。次年中元節，沈周又帶着母親張素娩(1408-1506年)泛舟出遊，作詩記之:“沙漵生涼璧月秋，老親看月子操舟。雖無王守觀燈樂，也類潘郎禊祀遊。風動高荷聞露注，星明疏竹亂螢流。酒波泛泛清光裏，但願年年照白頭。”
身體狀況良好是晚年旅遊必不可缺的要素。歸有光的詩友沈次谷年78，“耳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楊嗣昌(1588-1641年)自稱“人生世間，在山水詩文上著腳便自不俗;老年篤好，更見精氣不衰。吾功名事業托賴天公，所不能忘情者此道”，故而遊歷了許多名山大川、風景勝地。
致仕官員也會在返鄉途中順便遊覽，如葉向高(1559-1627年)天啓七年(1627年)致仕，“四月初七日入省，至則遂閩王墓、胭脂山。又時泛舟西湖，或至洪江避暑。親朋鹹集，餘老而自廢，且獲戾於時，眈眈者尚未己，因放蕩山水間。”遊了一個多月，“端午後十二日歸”。
老年人也是明代旅遊活動的參與者，由於身體條件的限制，老年人出遊的範圍多在家鄉附近，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遊興，也成爲他們享受閒暇時光的方式之一。
當然，明代老年人的休閒生活也應當置於明代社會的時代環境中加以認識，如明中期以來，相隨於商業力量的拓展，交通與旅遊條件已有一定程度的便利。加之明代中後期文人對於休閒生活，如旅遊等也多持認可的態度，故而享受閒暇在當時並不受非議。同時，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王學的興起，個人意識逐漸擡頭，人們張揚個性，致力於探索個體生命的價值、講究生活的情趣等，也是明代老年人得以享受閒暇生活的環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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