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古代族長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縱觀我國古代歷史，不難發現，一套以“親親”、“尊尊”爲核心的思想體系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處於核心地位，現代以前，中國這種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以血緣爲脈絡的聚族居住模式，人們以同姓共祖之一族爲單位生活在一起，形成一個個“家族”，這種現象體現在傳統社會的各個階層，從統治階級到平民百姓，從“國政”到“家政”。
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也是一種“家政”與“國政”合一的文化，儒家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家和國的緊密融合中，形成了中國典型的家族治理文化，上至帝王家訓，下至鄉規民約，並延續了幾千年。
無論是“大家”還是“小家”，家族後面是都衆多的分支和家庭，在這種模式下，族衆的尊卑長幼、親疏遠近關係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容易產生矛盾和糾紛，因此必定有一個“家父”的角色維穩整個族羣，於國家謂之“國君”，於小家謂之“族長”，幾千年來，這種“國君”與“族長”的家族治理文化，對促進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主要談談“族長”這一歷史角色。
在傳統的宗法社會裏，一族之長是同姓宗族組織的領導者和維護者，負責和掌管宗族內部一切事務，他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在封建制度延續的時代，它是一直通用並具有實際功能的民間自治領袖，族長在家族內部擁有極大的權力，例如，對“褻瀆尊長、擾亂家禮、蔑視族權”的族人可以在族內私設刑堂，對其進行杖責、法規、罰款等;對瀆亂倫常、犯法亂紀、禍及宗族的“狂妄之徒”可以直接將其捆送官府;對於“罪大惡極”的族人，如發生“偷盜行爲、婦女失德、少女失貞”等有辱宗族名聲之事時，族長可以將其打死、吊死或淹死。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會有些疑問，這種能夠處置他人生死的權利，是國家賦予的嗎，實際上並不是。族長通常並不是一種官職，也不是一級行政管理，他不是政治身份的標誌，沒有國家賦予的行政權，他們主要依靠一個宗族自己制定、延續的鄉約來規範和約束族中人的行爲，在封建制度下，每一個鄉約其實都是儒家思想的通俗化，而族長就是一個文化符號，是民間鄉約、秩序的代表，是族衆自發推舉或擁戴的精神領袖。
可以說，族長的權力是血緣紐帶緊緊纏繞組成的，“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的觀念滲透並深植於宗族成員的頭腦之中，宗族血親觀念逐步成爲支配宗族行爲的無形力量，宗族成員之間必須相互幫助和救濟，宗族社會之所以能一直維持，正是憑藉着這種守望相助，因此作爲宗族“家父”的族長，其地位凌駕於同層次政治與經濟人物之上，即使族中有人當了大官，也一樣需要尊敬族長。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位讀書人名叫朱尚孟，自小便熱愛讀書，不久後他考中了進士，還被任命爲浙江海寧知縣。對於此事，朱尚孟一家非常高興，並且準備慶祝一番，然而，此時家族的老族長卻宣佈要將朱尚孟從族譜中除名，還到當地的縣衙進行登記備案，類似於如今的公證。按道理，一位新科進士，日後前程遠大，族長卻有權利將其除名，由此可見族長的權威。
事實上族長對宗族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上述的各種嚴厲措施中，權力越大職責也就越大，更多時候，族長是在負責傳遞族訓族規的精神，執行和監督各種規定。族長充當族人的分家、立嗣、財產繼承的公證人;主持宗族的祭祀活動;作爲宗族的最高代表，出面解決本族與外姓發生的爭執，以及其他涉及本族利益的一切事宜。
我們可以在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小說中找到了解“族長”形象的代表——白氏家族的掌門人白嘉軒。
白嘉軒是傳統文化的踐行者，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完整地得到體現，他做到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行”，他做事光明磊落，從不偷偷摸摸;他爲人言出必行，說到做到;他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對兒子犯錯從不護短，對長工鹿三敬重如兄;他嫉惡如仇，見善必行，他的腰也總是挺的很直，讓黑娃一輩子都感到敬畏。由此可見，族長的權利和職責天然地要求族長的個人形象必須服衆。
宗族形態以自己特殊的政治訴求和利益表達方式，爲民間營造了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它填補了國家行政和廣大鄉民之間的權力空隙，在我國古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族長作爲宗族權力的代表，其意義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延續了千年，雖然這種“不民主”的制度常常在現代遭到詬病，但一種文化能存在千年，必定有其可取之處，即便如今現代化城市化的發展讓家族聚居的結構變得鬆散，或甚至完全瓦解，也少有族長這樣的稱謂，但“以德治家”、“忠孝廉潔”、“尋根謁祖”、“重教興學”、“尊老重賢”、“崇尚和諧”等家族傳統道德觀念，仍然流淌在大部分中國人的血液裏。我們依然有強有力的民族凝聚力，依然能在天災人禍面前團結一心，這就是刻入骨子中的民族根基，無法撼動。
參考資料：《儀禮·士喪禮》、《荀子·樂論》、《儒家“親親”思想與中國傳統社會家族族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