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在武器裝備旗鼓相當的情況下，想要取得勝利，思想就成爲了其決定性因素。
而思想的傳播方式，除了言傳身教之外，就是閱讀書籍。
有一箇中國人，他如同黃昏時刻的貓頭鷹，通過自己敏銳的感官，察覺並預告了天黑後的昏暗和悲涼，然而卻喚不醒一個裝睡的大清王朝。
這個人就是魏源。
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江海夾角衝擊地的虎門，銷燬了一千多噸鴉片，這讓包括道光皇帝在內的禁菸派欣喜萬分，皇帝甚至批閱這次銷煙“可稱大快人心事”。
皇帝欣喜之餘也不免嘉獎林公，在林公55歲壽誕之際，親筆御提“福、壽”二字的匾額贈與林公。
然而這份喜悅之情還維持不到1年的時間，英國就派出軍艦攻打廣州，被林公擊潰後，英軍又北上攻打天津。
天津一直被視爲大清朝的門戶，一旦失守後果不堪設想，於是，皇帝連忙派出議和使團和英國談判，希望化解這次危機。
圖：林則徐蠟像
道光皇帝很清楚，英國軍艦就是爲了燒絕鴉片，斷毀貿易之事而來，正所謂“槍打出頭鳥”，林公就成爲了這次事件的“替罪羊”，而皇帝也是有意無意的想把事情的“鍋”丟給林公，這也使得許多人跟風而至，紛紛參奏。
求和心切的皇帝顯然已經分不清好壞，隨後就把林公降職處分。
1841年，林公再遭陷害，而皇帝似乎是下了狠心，把做了“大快人心事”的林公革職，併發配伊犁充軍效力。
林公帶着悲痛的心情前往伊犁接受懲罰，在流放的途中，他見到了一位老友：魏源。
身受重託，以救國之危局
之後林公，把之前收集到的洋人書報都交給了魏源，並請求魏源可以寫出一本大清朝自己的世界性書籍。
本來魏源在林公的建議下投筆從戎，但對朝廷畏首畏尾的行事作風十分不滿，憤慨之下就辭職回家，碰巧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被流放新疆的林公。
看到老友受難，魏源的心裏不是滋味，百感交集之時聽到老友的請求，魏源也是當仁不讓，馬上就接過了這個艱鉅的任務。
回家之後，魏源馬上開始編寫，並在半年的時間裏，就寫成了《聖武記》以及著名的《海國圖志》。
《聖武記》是一部軍事歷史著作，從清朝成立之初一直寫到當朝，詳細的分析了清朝歷史上的各大戰役。
但魏源的目的不是爲歌功頌德，而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激發清朝統治者的“尚武”決心，讓王朝可以重視軍修，實行強兵政策，以抵禦外敵使用武力干預清朝的內政，和侵害國家主權的行爲。
此外，他還希望藉助此書，找到泱泱大國繁榮與失敗的原因，然後揪出病根徹底“治癒”，特別是：
“故先王不患財用而爲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鏡。”
這句話也是犀利的指出了國家興亡的關鍵。
開眼第一書
如果說林公是開眼第一人，那麼魏源的另一部書《海國圖志》，就是“中國開眼第一書”，書中涉及了西方科學、軍事、地理等各個方面內容。
也正是這本書，讓日本視爲珍寶，促進以及加速了日本的變革，致使日本快速發展，最終在52年後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
然而魏源在創作這本書時，苦於資料的缺乏，不得已四處求人，他的一些好友也是積極幫助，從全國各地郵寄各種西洋資料給他，甚至有的資料還是被俘的英國士兵所提供。
在朋友的幫助下，魏源用了6個月的時間就發行出版了50卷，此後他又用了4年的時間擴充到了100卷。
書中提出，西方之所以強大，就在於“夷之長技”的戰船和火炮，如果我們能夠學習他們，打造出自己的堅船利炮，就可以達到制衡甚至趕超的目的，爲此魏源甚至在書中注入了大量西方船炮的圖紙，以供國人的參考和學習。
此外，他還對清朝如何建造自己的強大海軍，給出了方式方法，比如前期購買，後期自制等。
當時的大清王朝有300多萬的讀書人，魏源想通過自己的這套書，讓這些讀書人可以認識全新的世界，可以學習研究西方文明，可以轉變思想，從而尋找出抵抗西方國家的方法，也就是這套書的核心理念“師夷長技以制夷”。
然而當書本發行到1000多冊的時候，魏源遭到了士大夫們的猛烈攻擊，他們認爲魏源“鼓吹蠻夷之長，剪滅天國之威”，是一種大逆不道的罪責。
甚至有些極端主義的士大夫們認爲，上國怎可“知夷”，又何必“知夷”。
在這些猛烈的攻擊之下，圖書的發行也就止步不前，甚至還差點被全部焚燬。
“神書”問世，卻“牆內開花牆外香”
就在中國人惡意抨擊《海國圖志》的時候，日本人卻把此書視爲珍寶，因爲他們在這本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
衆所周知，他們和中國一樣，也曾遭受列強的侵害，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因此他們一度非常仇視西方，也一直尋找解救國家的辦法。
1851年，中國商船給日本帶來了《海國圖志》，當日本人看到這本書後，從這本書的精髓“師夷長技以制夷”中，找到了救國之法，與其坐以待斃任人宰割，不如取其精華，讓自己變的強大。
特別是書中還給出了西洋船炮的各種圖紙，這簡直就是上天賜給日本最爲救命的“禮物”。
在中國沒有讀者的“神書”，卻在日本炸開了花，被日本維新人士所追捧，因此圖書的價格一路走高，甚至是原來價格的兩倍。
在這些維新人士中，著名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和其愛徒吉田松陰，依靠這本書不僅自制出西洋炮，還提出了“維新”這個主張，這在日本思想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而“維新”的思想被當時的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明治天皇所支持，可以說，後來“明治維新”的發起，和這本“神書”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此後日本逐步從仇視西方轉變爲親和西方，在這個背景之下，吉田松陰的愛徒伊藤博文於1863年出國留學。
反觀清朝，第一次出國留學，還是在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強烈推薦下，才於1872年派出，可見大清王朝已經愚昧迂腐到了什麼程度，即便是再來十次鴉片戰爭，也許大清朝依舊還在做着自己的“天朝大夢”。
當伊藤博文回國後，積極活躍在維新之路上，此後更是四次擔任日本首相，並一手策劃實施了“甲午戰爭”。
甲午的慘敗，讓日本收穫了喜悅，而這份喜悅原本應該屬於大清，日本維新的成功，也本該是大清的成功，因爲這其中的所有觀點，都是大清國的子民率先提出。
然而這些新潮的理論在面大清這潭迂腐的渾水時，卻絲毫激不起任何的漣漪。
對於這本“神書”，大清國甚至連看都不想看一眼，卻被日本人拿去當做珍寶來研習，可謂諷刺之極，可悲可嘆之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