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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開始，滿朝文武爲了使出身低微、不受寵愛的皇長子朱常洛能被立爲太子，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廷杖或降處的沉重代價，前後苦爭了15年，此後又護衛了19年，朱常洛最終繼承了帝位。史稱“爭國本”。
明朝到了萬曆時，皇權已經萎縮。皇帝的旨意需要由內閣安排人去執行，假如內閣認爲旨意不合適，他們會讓皇帝修正或撤回，倘若皇帝堅持，他們可能不奉詔。如果皇帝不顧輿論的壓力，對朝臣加以懲處，則會引得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受懲處者和仿效者會被冠以“錚臣”的榮耀，而皇帝本人卻會被視爲昏君、暴君，受到道德上的極度孤立。皇帝不可能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他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具體地執行權力，所以明朝的官員敢於直諫，敢於用禮儀道德束縛皇帝。因此，大臣們並沒有去揣摩和迎合萬曆的意願，而是捨得以身家性命去和實力遠勝於己的皇帝抗爭。
反對皇帝廢長立幼的滿朝文官們，其實是在維護一種關於接班人的制度，一種已經用了幾千年、並且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只有確定了這套制度的效力，才能保證帝國權力交接的穩定，其實也就是國家的穩定。這讓宮廷免去奪嫡的紛爭和險惡，免去最高統治者一時頭腦發熱胡亂指定接班人的可能，免去野心家爲政治投機而行廢立之可能。
如果這套體制得以確立並且定型，國家將可以不必在選定繼承人之事上消耗過多的政治資源;並且，皇帝對接班人沒有了選擇的餘地，爲規避因接班人能力不足給治理帝國帶來的不利作用，他會強化對內閣班子的打造和對制度治國的依賴。毫無疑問，這勢必會擴大內閣的權力，進一步弱化皇權。或許，這是古代中國走上憲政之路的一個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