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秦朝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法律是國之重器，不可或缺。倘若沒有法律對國人加以約束，則犯罪率將會大幅度的提升，國家亦會因此而陷入混亂之中。而中國人做事，每每喜歡探尋其源。那法律之源頭是何處呢?它經過了怎樣的形成過程?我國的法律文化，自誕生起，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才發生重大的變化，此即所謂的“禮崩樂壞”。我們今天便來具體談談先秦時期的刑法。
法律是起源於何處呢?我認爲是起源於部落之間的相互征伐。初始時，勝利的一方用非人的手段虐待俘虜或間諜;其後，爲了約束本國人民，這種手段便“大衆化”了。《國語》中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甲兵一詞，向來都是說戰爭的。故而這個“甲兵”，筆者認爲最初就是指對異族進行討伐的行爲。只不過到了後世，隨着各部族之間的來往益密，不再侷限於對外族而言了。
光憑《國語》中的這一段記載，或許並不能確切的證明，刑罰是來源於對異族之徵伐的。可我們試看先秦刑罰之內容，也能從中獲取不少靈感。《尚書·呂刑》說五刑之法：“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墨刑，指在犯人臉上刺字、塗墨;劓刑，指割去犯人的鼻子;剕刑，指剁掉犯人的腳;宮刑，指將女子關閉於宮中，並非我們現在之宮刑;大辟，指砍頭。
要知道，披髮、在臉上刺字等等這些行爲都是當時未開化的少數民族的風俗。彼時，自認開化的中原地區，總是輕視這一類人的。在討伐這一類部族時，誕生了特別對待俘虜的懲罰方式，也就是砍頭之類的前身;也正因這些被鄙夷的未開化之人，中原地區又誕生出了另一種刑罰，那就是將犯人刻畫成少數民族的模樣，使他們遭受侮辱與白眼，這便是墨刑、劓刑、髡刑等的前身了。
東漢的鄭玄說：“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鄭玄將東西夷的習俗歸於逃亡的受刑人，在筆者看來還是有些牽強的。不同的文化之間，自有不同的差異。須知行爲易變，習俗難改。中原地區不願意學習蠻夷之風俗，那所謂的蠻夷難道就願意跟着中原人的風俗轉變嗎?況且這羣中原人還是逃亡者，怎能影響到整個少數民族部落呢?
關於刑法的起源，還有一種說法，即《尚書》所言：“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此句也是出自《呂刑》，其意爲：苗族的一些民衆不聽政令，其統治者便製造刑罰以約束，於是五刑便誕生了。這種說法乍一看煞有其事，但筆者看到的只是統治階級的老套路：先是說苗族統治者“殺戮無辜”，然後再說苗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最後神聖的本族的首領征伐苗族，然後取刑罰之精華，去除箇中糟粕，使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種說法當屬杜撰，是不足取信的。
周代的司法官們，稱爲士師、鄉士等等。士，即所謂的戰士。古代的起名，並不是空穴來風的，相反還非常有講究。因爲刑法是起源於戰爭的，故而以士爲名。筆者認爲，這便是“附於刑者，歸之於士”的道理。除了“士”，別的機構都沒有實施刑罰的權力與工具。
刑法的起源我們知道了，那刑法又是怎樣從對外轉向對內的呢?其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部族之中，家庭的觀念興起，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最初的社會中，一切都是公有的。孔夫子總是喜歡說“大同”，殊不知所謂的“大同”便是社會最初的模樣。這個時候的人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連撫育後代，贍養老人都是共同完成的，何談其他?隨着時間推移，部落之間的人們開始分工，且愈演愈烈，如此便誕生出了貧富差距，家庭、獨有等觀念油然而生。經濟問題總是根本問題，因爲經濟出現差距，社會便誕生了階級，人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越來越明顯，爲了約束族人、減少衝突，統治者不惜用極刑來恐嚇本族之子民，故而刑罰便成了對內。
其二：隨着經濟的發展，與戰爭等因素的需要，各部族之間的來往俞深，對外族實施的殘忍手段亦因此有所改變。我們知道，經濟總是向着“全球化”的方向發展的，部落之間的來往有諸多的好處，如若結盟，那好處更是翻倍了。故而此時興起了結交外族之風，也就是《禮記》所說的：“附遠厚別”。附遠，意爲結交血緣關係疏遠之部族;厚別，意爲區別對待血緣相近的族人。這與春秋戰國之時，互相結盟的諸侯國是大同小異的。正是因爲部落之間的來往益密，所以征服之族對於被征服之族的手段變得有所和緩了，所以長平之戰時，白起斬殺降卒使得舉世大驚。諸侯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如此殘忍對待被征服之族了。
(注：“附遠厚別”出自《禮記·郊特牲》，原指異族之間的結親聯姻)
先秦時期刑法的組成與變化
先秦時期的刑法，我們知道得最爲詳細的，當屬周代了。《左傳·昭公六年》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這是三代的刑法。刑法由哪些元素組成呢?其一爲禮，其二爲統治階級對人民的需求。
我們先說禮。上文曾引《尚書》之言：“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按這種說法，光是五刑就有三千種判定方法了，何論其他?其實，先秦時期的刑罰之所以如此繁雜，數量如此龐大，是因爲刑罰之中大多都是“禮”。禮是什麼?司馬光說過：“禮者，紀綱是也”。先秦時期的禮，對人們是有硬性要求的。或許這“三千”五刑，對應的正好是“曲禮三千”也說不定呢。
Δ周禮規範到人們的一言一行，對當時的人們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有些人爲，三千種刑罰太過繁雜，人們不可能記住。其實，這種大多都是“禮”的刑罰早已滲透於人們的生活之中。就拿我們今天來說，你從出生到現在共學了多少中禮貌的行爲?酒桌上有禮，談話中有禮，面見長輩時有禮，我們所知的禮儀都可以成百上千而論，又何況特別注重禮儀的古代呢?
Δ《禮記》中記載了很多的先秦禮儀，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刑罰的另一來源，是統治階級對人們的要求。由於先秦時期的典籍大多已經缺失，我們只能從後世的一些記載中窺其面貌。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是來自於李悝的《法經》。法經已經遺失，但據《晉書·刑法志》所言，其分爲六部：盜、賊、網、捕、雜、具。六部之中，盜與賊是用來確定盜賊罪名的，網與捕是用來劾捕盜賊的，雜則是其他的一些法令，比如禁止逾越城牆之類，具則是用來確定其具體該受到的懲罰。《法經》六部，全部都是國家對人們的要求，無一關於“禮”的記載，筆者認爲這是具有劃時代效應的。法經之所以誕生，是因爲彼時的社會，已經從注重“禮”，轉變成了注重“質”。
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是禮崩樂壞的年代，而毀滅往往伴隨着新生。周禮被時代所棄，法律的着重點自然有所轉變。此時的“刑法”，出現了是否該“誅心”的問題。所謂誅心，通俗點來說，就是是否該評判其做事的動機。若誅心，則心懷不軌者就算是沒有觸犯到法律，也會受到懲罰;若不誅心，則只論其行爲而不關注其動機。
春秋誅心，魯文公雖不喪娶，猶喪娶也。——《閱微草堂筆記》
春秋誅心，戰國時發生了改變。戰國時期變法家最著名者，當屬商鞅了。《商君書·更法》說：“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僅憑這一段話，我們便可以看出戰國時期統治者思想之轉變，其中的“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更是一語中的，直接指出當代刑法之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時期之後，又興起了一股“誅心”之風，那便是漢朝的“《春秋》斷獄”。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司法受其影響，司法長官只憑《春秋》一書，來決定案件中孰是孰非。所以《鹽鐵論》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