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中國因資源緊缺而面臨的生存壓力一直是非常大的，這尤其體現在糧食問題上，中國的改朝換代也與糧食問題有很大的關係。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死亡，土地大量荒蕪。而在新的朝代統治穩定後，國內戰亂結束，人民安定下來從事生產，大家都有土地耕種，就會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時期。土地充裕，在農耕時代意味着生產力的解放，因此在王朝初期很快就可以看到生產大發展的景象，國力重新變得強盛。
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口慢慢繁衍，充裕的土地變得緊張，人們不得不開墾更多的耕地，當耕地不能隨着人口的增加再增加時，人均耕地面積就開始大大減少了，口糧也逐漸變得緊張，再發展下去糧食變得嚴重不夠吃，社會就產生了嚴重的分化和殘酷的競爭。地主的壓榨越來越兇殘，貧困的僱農甚至失去結婚生子的權利，而如果地主的土地沒有足夠的增量，後代增加把土地瓜分後，地主也就成了貧民，這樣的劇本週而復始地上演着。
以往中國的糧食和人口壓力導致社會異常脆弱，只要糧食稍微減產，就容易造成危機和災荒。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反映了中國人口壓力下生存質量的降低，那就是我們從一個席地坐牀的民族，變成了一個坐椅子的民族。席地坐牀的習俗可從各種歷史文獻和繪畫中看到，今天的用語也還是主席、席位而非主椅、椅位。中國周邊的民族保留了歷史上中國的習俗，但在中國這些習俗卻改變了，原因正在於資源壓力——如果席地，需要多少木材?相比整個地面都要用木板鋪起來，座椅的用料無疑少了很多，與日本的榻榻米相比，條凳就非常節省。華北平原的森林爲了種糧食，在五代十國以後基本就被採伐光了，所以纔沒有席地而坐需要的足夠木材，中國人生活習慣的改變也就在這個時期悄然開始。
爲了維持龐大人口的生存，中國人把生活質量壓低到了極限，中國人在歷史上很少吃肉，體內甚至欠缺分解肉和奶製品酶的基因，所以西方人說我們的貧窮在於基因，把中國人比較多地消化植物蛋白的基因叫“貧窮基因”。在地理大發現以後，大量高產的作物品種進入中國，比如玉米、白薯、土豆等，使原有的耕地面積可以養活更多人，清朝的人口才遠遠超過以往的朝代。
由此可見，古代中國雖然號稱繁榮富庶，號稱世界第一強國，但那只是總量上的概念，民生則相當艱難。中國的社會非常脆弱，如果再在如此脆弱的社會上抽調資源用於戰爭，給社會的壓力可想而知，從這個層面就很好理解中國歷史上對外戰爭的“懦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