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一直致力於雍正研究，自1980年代就開始發表相關學術文章，後雖有學術轉向，但仍然關注這個領域。這本《雍正傳》是作者吸收最近學術研究成果的新著，既是一部雍正朝歷史，又是一本優秀的人物傳記。歷史人物傳，貴在求實。涉及雍正帝的歷史謎團不少，馮爾康教授在書中使用平和的語言、理性的態度，對這些爭議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筆者閱讀後受益匪淺。
關於胤禛繼承皇位
胤禛如何繼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懸案，數十年來爭論不休，看法截然對立。篡位派堅持認爲，康熙屬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後來被胤禛篡奪。無奈根據漢文還是滿文材料，都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據。馮爾康是堅持合法繼承說的代表學者，他根據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論述公道不帶偏見。筆者認爲，堅持篡奪說的依據不可靠，都是猜測。例如說胤禛繼位年齡偏大，已經走向老年，所以強行灌蔘湯毒死康熙帝；胤禛害怕亡靈，不敢與父親同葬，清算多位太監(如某位老學者說如果沒篡位，爲何一登基就殺趙昌？其實趙昌沒有死，自己犯罪被處分)，因爲他們窺視傳位真相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看法，有些讓人啼笑皆非。人死後靈魂如果不滅，難道換一個房間就找不到了？況且胤禛繼位後多次去景陵拜祭父親，在景山設有康熙帝牌位，數次行禮，又何來害怕一說。
關於雍正天下庶務歸一人
《雍正傳》指出，雍正在十三年的統治中，勵精圖治，在施政的各個方面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他堅持天下庶務歸一人，利用完善的奏摺制度瞭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做出準確快速的判斷；他將整治官員腐敗和實行養廉銀製度結合，使官員在生活有保障的情況下，不敢以身試法，吏治比較清明，而且一直延續到乾隆朝中期左右。他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幾乎將全部精力都花費在處理政務上，堪稱工作模範，在其批閱奏摺中經常有“燈下所批，字跡可笑之極”、“時夜陋下二鼓，燈下隨筆所書”、“又系燈下率筆，字跡更屬可笑”等。硃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記錄，他多年堅持不懈怠，雍正八年大病一場後，硃批奏摺數量有所減少，但仍然不乏勵精圖治的精神。當然筆者認爲，從管理學的角度看， 最高統治者事無鉅細的工作，親力親爲，未必是正確的管理方法，但因爲受制於當時制度和執政的理念，只能這樣運作。
關於雍正執政時期存在的朋黨之爭
雍正執政的十三年間，也存在問題。從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終究不是善政，許多弊政無法割除。雍正繼位後，嚴厲打擊朋黨，甚至牽連到數百年前的歐陽修，認爲他的“君子有黨、小人無朋”的說法，造成後代的朋黨之風，因此，如果歐陽修還活着，“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決心可謂極大。但悲哀的是，在其執政後期，鄂爾泰在地方上功績日益卓著，入職軍機處後，位於久歷樞機的張廷玉之上，張廷玉雖主緘默，但也不甘心，導致乾隆初期滿漢官員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黨。雍正在執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卻出現朋黨萌芽，這是歷史對他的嘲弄。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內廷太監，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監要以恭敬之心，疾走過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監接待朝臣禮節，“諸王大臣官員進入大內，坐着的太監必須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讓路，不許光頭脫帽，也不許斜倚踞坐”。無奈執政後期，太監仍出現驕恣的趨勢，總管太監蘇培盛與莊親王允祿“並坐接談”。一次蘇培盛吃飯，見皇子弘曆、弘晝到來，竟邀請他們並坐而食。以上兩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無論多麼嚴密，如何事無鉅細，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本書在史料上對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刊印的雍正朝硃批奏摺使用不多，這些是最原始的檔案文獻原件。而對隆科多能否成爲託孤忠臣，可以武力壓制皇子，隔離康熙，楊啓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說駁難》開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確否定了這種判斷，可惜本書沒有利用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上兩點是稍許的遺憾。當然從一部學術傳記角度看，本書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務，即“對歷史人物評論，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