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袁世凱洪憲帝制開啓的標誌，籌安會的成立往往被視爲最重要的時間節點，這在時人和後世的記載中多可尋繹。據記載，當1916年各省反對帝制聲勢急漲之時，袁世凱已開始與身邊親信幾次密商取消帝制。就在發佈退位申令的當口，袁氏幾經猶豫反悔，諸妃、長子更是紛紛哭諫，籲請堅持到底。袁長子克定在最後的懇請書中，開首即言：“由籌安會發生以來，訖於今日，已歷七閱月矣。”(許指嚴：《新華祕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161頁)民初久處京師、對洪憲史事頗多聞見的革命元老劉成禺，在《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中也多以籌安會的發生作爲袁氏帝制活動大肆開始的標識。此外，曾擔任袁世凱機要祕書的張一麐在爲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所作的志語中，也以籌安會事起作爲其洪憲帝制經歷的開始(《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江東阿斗志)。
籌安會的緣起
因此可說，袁世凱洪憲帝制的由來也就是籌安會的起源。不過，記載追究袁世凱清末民初的稱帝野心由來的正史、野史、穢史，以及各種掌故、筆記層出不窮。翻開這些記述，張一麐的記錄最爲筆者所相信。張氏自清末便擔任袁世凱的機要祕書，深受親信，但在袁世凱帝制最火熱的關節，張氏一反衆人的阿諛攀附，力勸袁氏勿跳火坑。加上張氏爲人正直清醒、忠義雙全，故其留下的種種筆記和回憶可以看作當時的實錄。
袁世凱稱帝
張氏作爲親歷者，指出洪憲帝制的起源實在伏根甚久。在張氏的追溯中，首先被提及的是辛亥年冬，在南京臨時政府派員北上迎袁世凱南下時發生的兵變，當日某公子(應即是袁克定)曾召集中下級軍官欲奪清帝位，但被馮國璋所阻，此爲初步試驗。第二是癸丑之役，即二次革命時期，張勳屬下曾欲勸張氏請願大總統爲大皇帝，爲張喝止。第三在1915年9月，當國體爭論激烈，參政院認定改變國體不合事宜之時，安徽倪嗣沖入京欲再效陳橋兵變事，擁戴袁氏稱帝。的確，當二次革命民黨潰敗、領袖外逃之後，袁世凱周圍攀龍附鳳之徒紛然崛起(張一麐：《五十年來國事叢談》《記籌安會始末》)。
後來列名籌安會的嚴復在帝制結束後不久與學生熊純如的信中，回顧民初袁世凱往事雲：“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因緣際會，爲衆所推，遂亦予聖自雄，以爲無兩。自參衆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嚴復所謂的“因緣際會”大抵正是張一麐所述的幾次關節，因爲即使如反對洪憲帝制的張氏也承認，辛亥和癸丑這兩次稱帝時機遠遠好於後來的洪憲帝制。
不過帝制運動還是直到1915年纔開始有大的動靜，而籌安會的發起，除大事件之外，還有小細節。有研究認爲，在1915年解決對日問題後，投機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窺伺出袁世凱的隱衷，祕密呈請袁氏改行帝制，袁曾命長史夏壽田就商於楊度。袁氏本意是想由楊度做一居間人，幕後指揮徐佛蘇等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團體，併網羅一些名流參加，借爲帝制打下基礎。又因爲楊度自清末已入袁世凱之幕府，袁系的色彩太濃，袁氏本不願其出面。可楊度卻寧願親自出馬，不願做無名英雄。最後夏壽田轉達極峯的意見，命楊氏聯絡當時知名之士研究帝制問題，於是就有了“籌安會六君子”，即由楊度領銜，加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計六人(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二集，中國友誼出版社1992年版，56、57頁)。
這所謂“籌安會六君子”，在當時籌安會宣言發佈時(1915年8月14日)，其所排座次便是如此。而座次自有座次的道理，後來帝制取消時，追究帝制禍首也僅以爲首的楊、孫二人入圍。不過就後世的知名度而言，楊度爲籌安會長，自不必在談論此會時多言。嚴復爲西學東傳之淵藪，劉師培以古文考據著稱，二人於近代學術思想史上佔據極高地位。其餘“六君子”中的孫毓筠、李燮和、胡瑛諸人，實則皆因辛亥年的革命而各有其歷史地位，並非籍籍無名之輩，但究竟這幾人在洪憲帝制期間扮演何種角色，尚可再加縷析。故本文以後幾位參與洪憲帝制的活動爲主要敘述主題，排比史事。
孫毓筠的過與悔
孫毓筠，字少侯，安徽壽州人，與清末的狀元大學士孫家鼐爲同族，且頗有家資，清末時已捐過道臺。後因看了些佛經，受其感化，決定毀家紓難參與革命。在被清廷逮捕後，又因家世關係，兩江總督端方賣了面子，使孫毓筠未獲極刑。
辛亥革命爆發時，先前由南京轉移囚禁於安徽的孫毓筠因早年參加革命的資歷和功勳，被推爲安徽總督。雖之後很短的時間內，孫氏因在皖省權力鬥爭中失敗而被迫離境，但憑其前後身份，爲袁世凱所看重。袁氏希望以孫氏來分化革命黨，借其革命名士的身份爲帝制活動掩人耳目。
孫毓筠在離開安徽後，便到了北京。據其晚年自述(孫毓筠：《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星期評論》1919年12月21日)，初到北京時就與袁世凱有過會面，且深受重視。當時的孫毓筠認爲袁世凱雖不可能實行共和政治，但人民對其武力統一很有信仰，而若於此時對抗，則於己身不利。故孫氏入袁世凱彀中，雖未曾擔任袁氏授意的教育總長和陝西省長諸職，卻依次參與過與袁世凱有深切政治關係的國事維持會、政友會，當過國會議員，後來更是做了袁世凱操縱的約法會議的議長。彼時孫毓筠因領有袁氏慷慨饋贈的大筆進項(孫自稱每月三千元)，故能沉湎於鴉片和古董字畫，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孫毓筠
從當時留下的文字可以發現，孫毓筠是“籌安會六君子”中楊度之外，最爲積極，也無需邀請的人員。籌安會以楊度爲會長，孫毓筠則是副會長，楊、孫二人也確是該會活動的主要主持人和操弄者。朱德裳就曾記載雲：“籌安會起，最初以爲是慈善組織。而往往在北京飯店開會，主席者非楊度則孫毓筠。”(《三十年聞見錄》，嶽麓書社1985年版，10、11頁)另外，當籌安會創立，有紳民上書反對其在共和國體下討論進行所謂帝制問題的研究，甚至有請重責取締者。如李誨上書內務部(鶴唳生：《最近國體風雲錄》國體類函件，27頁，《李誨上內務部之略稟》)，其雲：
孫毓筠等倡導邪說，紊亂國憲，公然在石駙馬大街立籌安會事務所，如期遵照結會集社律，已經呈報大部，似此顯違約法，背叛民國之國體。大部萬無覈准之理，如其未經呈報大部覈准，竟行設立，藐視法律，亦即藐視大部。二者無論誰屬，大部均應予封禁，交法庭懲治。頃過籌安會門首，見有警兵鵠立門首，盤查出入，以私人之會所，而有國家之公役爲之服務，亦屬異聞。若云爲稽察而設，則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聞，實難辭玩視法令之責。去歲，宋育仁倡議復辟，經大部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若故爲寬縱，何以服人，何以爲國?
該稟帖以孫毓筠爲籌安會代表人，實屬少見。帖中直斥籌安會所爲乃是背叛民國，且未報部覈准，應予取締。李氏所言更是指責籌安會乃是受人指使，且有軍警守護，絕非常情常理所能容忍。雖然此事由袁世凱親自壓下，但畢竟也是籌安會僅僅維持兩個月的重要原因。
而歷數孫毓筠在洪憲帝制前後的重要舉動，除任約法會議議長時炮製袁氏約法外，因孫氏早年信佛，在籌安會成立後，孫毓筠倡議迎名僧月霞、諦閒來京講《楞嚴經》，恭頌政教齊鳴之盛(《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68頁)。此外，籌安會成立後，梁啓超發佈《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宏文，帝制派一方力圖尋人來撰寫回應檄文，孫毓筠便作爲槍手，撰成《論國體書》一文加以回擊(《協和報》，1915年第6期)。而後，據目擊者記載，當1915年12月11日參議院開會通過帝制之日，孫毓筠與胡瑛更是在和者甚少的情況下，帶頭大呼皇帝萬歲(王錫彤：《抑齋自述》，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15頁)。
不過稍好的是，在帝制消亡未過幾年的1919年，孫毓筠撰寫悔過書，取名《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託戴季陶刊佈於《星期評論》之上。文中將民國以來的種種劣跡公諸天下以求悔過，雖孫氏的措辭僅是口頭的消極懺悔爲多，但亦可見其勇於迴轉的態度。
“六君子”合稱與李燮和的污名
與孫毓筠在帝制結束後有自述招供不同，李燮和、胡瑛二人均付闕如，故其洪憲帝制前後詳細的個人經歷，多靠時人和後人留下的記述。由於沾上擁戴袁世凱帝制的惡名，這些記述尤顯細瑣和歧出。
追溯籌安會“六君子”的研究和評價，不得不提到民國記者陶菊隱寫的《六君子傳》(原《六君子傳》是陶氏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寫就，由《新聞報》連載發表，但在1941年12月8日後，因日軍佔領租界、接管報紙而中斷。抗戰結束後的1945年，再由陶氏補充完整而出版。之後直到1981年又由中華書局以《籌安會“六君子”傳》爲名出版，內容雖頗有改動，但對於“六君子”的評價基本一概持批判立場)，此書也是僅見的直接以“六君子”爲名的專書。
而李燮和的後人，後來意圖爲父祖洗冤刷恥，便將“六君子”說法的起源，追究到陶菊隱處。李燮和的侄孫婿——原湖南文史館館員劉紹東，在晚年回憶其師錢基博曾爲李燮和鳴冤雲：“蓋嘗查洪憲稱帝前後，不聞燮和公有擁袁復帝一言一行之微與新貴春風疾馬之適，籌安六子實只三人。陶菊隱何得順蔣陳宣傳胃口，據《時報》曇花一現之列名爲實檔而希旨寫《六君子傳》專書?”(《李燮和、李雲龍研究資料彙編》劉序)而錢基博的這種說法，實可從李燮和在辛亥年上海光復中的起落找到根源。
李燮和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與衆多湖南革命黨相同，他首先參加的是華興會;而與大多數兩湖學生參加革命不同的是，他的革命地位和功績主要是其任光復會首腦時得來的。李氏生涯的高光表現莫過於辛亥年在上海謀劃和主導光復起義，但就在革命即將成功之際，因興中會背景的陳其美操縱的權力鬥爭和暴力威脅而被迫放棄滬軍都督一職。
此後，李氏一度居於吳淞而自命都督以分庭抗禮，後因章太炎建議而撤督稱光復軍總司令。不久光復會首腦陶成章被陳其美派人刺殺，李燮和也更爲孤立而退出。追溯這段歷史，其根源則是在1908-1910年左右的同盟會內部反孫風潮中，李燮和與陶成章、章太炎兩位光復會首腦是骨幹成員。這一筆興中、光復兩會的新仇舊賬，終於在革命成功前後以光復會首腦的黯淡結局而收場。
李燮和在1913年應袁世凱之邀入京任總統顧問，當時的境遇，在孫中山一派的記載中，主要可由一句話加以概括，即“潦倒窮途，不得志於民黨”(馮自由：《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上冊，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335頁)。李氏政治前途的窮窘和不得志，即是前揭與孫中山一派新仇舊怨的結果，這在馮自由的記述中已可稍見端倪。同時錢基博所謂陶菊隱乃順蔣陳宣傳胃口，也可從蔣陳二家的背景推斷。
但李燮和入京之後的表現與孫毓筠並不相同，並未大量參與袁世凱的政治組織和行爲。反而李氏因袁部將龔先耀以浮冒軍餉、侵吞公債、敲詐商民、濫保親屬四大罪狀的舉報，不受袁世凱優待，且楊度亦與之漸爲疏遠(《新華祕記》，61頁)。而李燮和則一面因對籌安會間有資財捐輸，得以繼續虛與委蛇;另一面，反倒可接濟光復會受困同人如章太炎等，頗顯仗義(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475頁)。
至於附逆於籌安會一事，李燮和列名其中，公佈於報端，固毋庸諱言。但具體所謂附逆期間的所作所爲，則史料記載較少，不過仍有幾則可以稍加剖析。掌故家陳灨一的《睇向齋逞臆談》記雲：“其時(籌安會成立時)孫少侯(毓筠)希用事，胡經武(瑛)悴憔京華，均與其謀。瑛與鄉人李燮和善，以言動之，燮和亦首肯。”(《睇向齋祕錄》(附二種)，中華書局2007年版，104頁)此說固是指認李燮和首肯參與籌安會一事，但李氏被動的地位一目瞭然。
此外，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中引蕭壽昌所著《袁氏本末》雲：“李燮和附從袁黨楊度，組織帝制，燮和胞弟見共和時代不宜再易專制，有礙國體，致起五族羣鼓攻之，恐禍及身家，故上書國務卿轉達袁氏，與和脫離骨肉關係，直陳利害，可與凱弟世彤上榮相親供，並垂不朽矣。”(《洪憲紀事詩三種》，244頁)蕭氏所謂的李燮和胞弟，在後來很多記載中都認爲即是前引上書痛斥孫毓筠和籌安會的李誨，但由李氏後人確認，李誨並非族人，更遑論胞弟，故蕭說不足採信。因而，凡此種種反倒是加深了旁觀者對於李燮和的同情。
胡瑛降順勸進之疑
胡瑛與孫毓筠、李燮和並提，當然因其都是辛亥革命功臣，而胡與李更是同鄉兼同志的關係，所以前引陳灨一的記載應該也是根據孫毓筠、胡瑛、李燮和三人之間的人脈邏輯而來。
胡瑛大名雖前後有變，但後來常以經武爲字，湖南桃源人。清末兩湖學生多入革命黨，華興會的主要成員便多出於此。胡瑛早年便追隨黃興學習和革命，在1903-1905年前後多次謀劃和參與革命活動。後於1905年因革命形勢不利而東渡日本，在日期間，胡瑛頗爲活躍。1906年底，他又回國組織中國中部革命起義。1907年因有人告密在武昌被捕入獄，被判終身監禁。但即使在獄中，胡瑛仍繼續從事接頭以及中轉情報等革命活動。因而在1911年武昌起義以前，胡瑛在兩湖黨人中已經獲得極高威望。
待到武昌起義，胡瑛被救出獄，旋即在湖北軍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一職。不過這一外長只是空虛頭銜，後來爲參加南北和議的伍廷芳以外交代表一職所取代。但由於胡瑛在清末的革命功勳，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胡氏被舉爲山東都督。山東在辛亥鼎革期間，因其處於南北交通要道，故形勢前後反覆變幻。且當時山東被袁部將張廣建圍攻，而到了南北和議一成，袁世凱更是直接插足山東，以周自齊爲都督，胡氏被迫離任。
此後胡瑛只是以湖南籍國會議員身份遊走京師，但由於稍後發生的刺宋案和二次革命，使得胡氏與孫中山、黃興等國民黨領袖一起亡命海外。由於追究二次革命的失敗之責，孫、黃兩位首腦發生路線分歧，而由於胡瑛與黃興的淵源，所以胡順理成章地站在了黃興一方，參加了歐事研究會。歐事研究會和黃興本人在當時被視爲國民黨的溫和派，但隨着袁世凱帝制活動的漸次展開，該會也成爲反帝制勢力的一部分(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411頁)。
故也有記載中稱，胡瑛是代表黃興赴京聯絡各個反帝制勢力。而胡瑛歸國前，其岳父在湖南因諷刺袁世凱被害，故家人紛勸其勿入虎穴。而胡氏並未聽從，到了北京後不久，便發生了列名籌安會一事，可見前後事態變幻太過迅速。當然與孫毓筠等同，胡瑛的革命功臣身份是袁世凱極意想要借重的。而除了王錫彤親見的那次高呼大皇帝萬歲外，另在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中記載了一則胡瑛參與籌安會的史料(《洪憲記事詩三種》，226、227頁)：
胡瑛
一日六君子會食中央公園之來今雨軒，胡瑛曰：外間皆呼我等爲走狗，究竟還是不是走狗?楊度曰，怕人罵者是鄉愿，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論，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孫少侯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嚴幼陵曰：我折中其說，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則我當狗也要狗，走也不走。翌日“走狗”言志，傳遍津、京。天津《廣智報》繪《走狗圖》一幅，曲傳奇意，四狗東西南北對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則人首犬身，屹立不動。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則狻犬昂首，四足奔騰。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則人首犬身，怒如駿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則一犬長顧，四足柱立。正中畫項城宸像冕毓龍袞，垂拱寶座，題曰《走狗圖》，從此詞林掌故，又獲一名典矣。
這則諷刺史料所載是否確有其事可暫不置評，其以胡瑛作爲引子，而引出的是籌安會“六君子”中四人對袁世凱帝制的立場，至少可反映當時外界對於楊度、孫毓筠、嚴復、胡瑛四人的觀感，也可看出四人蔘與籌安會的地位和立場不盡相同。在這則記載中，胡瑛的形象最爲醜陋——頑固地做走狗。
但在胡瑛知交的記載中，胡氏依附袁世凱的作爲，原是僞作降順，爲革命作掩護。據同爲湖南革命黨的楊纓甫記載：“經公(即胡瑛)怵於癸丑失敗，國內外革命景象消沉，遂密商克強先生，決定屈身入都，姑示降順，以期暱刺奸謀得當報國之深衷，乃孔子所謂大仁大勇之事。”入都期間，在助蔡鍔脫身一事上，胡瑛也起了諸多作用。但後因袁世凱自斃，胡瑛所謀未成，可帝黨的污名已無可洗滌。且黃興旋也病故，所謂的入都刺奸更成了死無對證(參見《辛亥革命時期桃源人物集》，《桃源文史》第三輯，國際展望出版社1991年版。該集收錄多篇胡瑛的相關史料)。
而在革命黨一邊，對於胡瑛的確許久不表諒解。前引孫毓筠在1919年作悔過書時，國民黨內追隨孫中山的戴季陶和朱執信，特別是朱氏，對於孫毓筠和胡瑛的“變節”，胡氏更未就參與洪憲帝制表示悔過，而在公開的文字中深表痛心和不滿。當然對李燮和則完全取蔑視態度，直稱其本爲“豎子成名”，連痛心的資格都談不上(戴季陶、朱執信對孫毓筠《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的評語)。
革命功臣的墮落
清末自洋務運動起，士人羣體出現新舊分化。到甲午戰敗之後，激變至戊戌變法，竟以新舊相殺終局，開啓的是士人羣體的分裂。原來相對穩定的士人羣體成爲中國社會中最不安定的一類，從而導致此後中國社會長期且劇烈的動盪。尤其是晚清最後的十年和民國最初的十年，思想和政局更迭變幻的速率最爲急遽。而士人羣體分裂的大勢下，合作締造共和的立憲派和革命派本身也是分之又分，至於個人更有其各自的思想和人脈淵源。
大體“籌安六君子”中，楊度和嚴復本站在立憲一邊，而尤以楊度最爲一以貫之。楊氏自晚清便已入袁世凱幕，入憲政編查館等也皆得袁氏之力。至民初政局亂象頻出之後，呼喚強人的聲音時起，故楊氏再倡立憲代共和，於洪憲帝制中更不甘居於幕後。
如嚴復者，在辛亥鼎革之際，曾也作爲袁世凱任命的北方代表，參與南北交涉之中。當日嚴氏以師弟情分赴武昌見黎元洪，武昌黨人的主張中便有贊成袁世凱爲大總統，且相信可在共和制度之下，“以民主憲綱箝制之”(《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502、503頁)。故雖後來嚴復及其門人反覆申訴籌安會一事乃是袁氏強力所加，但嚴氏實也曾承認“自參衆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贊成袁氏稱帝未必是真意，但對共和亂象的深惡痛絕，則非惟嚴氏，衆多晚清引領風氣的如康有爲、梁啓超等人也復如是。康有爲更是連其原本首倡的立憲之議也痛加追悔，自認“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康有爲：《國會嘆》，《民國經世文編·政治二》)。
而劉師培與本文三位人物，均爲早年革命陣營中鼓吹踐行之輩，因此顯得轉變最大。但劉師培在清末因革命被逮後，則已明顯委頓，帝制期間也多迎合之舉。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與胡瑛三人，則因參與籌安會被諷刺爲“兩截人”(天懺生、冬山合編：《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上卷)》，文藝編譯社1916年版，20頁)，所指責的即是幾人在共和與帝制之間的前後自我否定。三人作爲曾經的革命功臣，在革命後的短短几年間極速地“墮落”，這種現象在絕大多數時人和後世的記載中，是萬難被寬宥的。但其前後反覆的緣由，一面是三位人物在民初革命成功之後的不得志和落寞，是原革命黨內部分而又分之下的矛盾體現。一面實則是清末倡導立憲和共和的知識人，在民初親身締造和經歷之後，原本共和憲政理想破碎的深刻反照。籌安會“六君子”在民初的變與不變，正是反映了彼時幾類上層知識人政治和思想變與不變的邏輯和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