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宋仁宗趙禎，中國北宋第四代皇帝。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封壽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王，1018年立爲皇太子，賜名趙禎，1023年即帝位，時年13歲。1063年駕崩於汴梁皇宮，享年53歲。在位42年，是兩宋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時候宋朝面臨官僚膨脹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對外戰爭卻又屢戰屢敗，雖然西夏已向宋稱臣，但邊患危機始終未除。後來雖一度推行“慶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爲永昭陵。諡號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主要經歷
宋仁宗趙禎天性仁愛寬容，政治清明簡緩，國家繁榮發展。仁宗優容厚待士大夫，崇尚文教，促進了剛毅正直士風的養成。但始終無法解決冗官冗兵以及邊患問題，慶曆新政半途而廢，爲繼任者留下了禍根。乾興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代行處理軍國事務。
網絡配圖
●即位之初的紛擾
宋真宗趙恆駕崩，遺命由皇后劉氏、宰相丁謂等輔政，時年14歲的趙禎繼位，改元“天聖”。“天聖”隱藏着玄機：天，即二人，意味着皇太后與皇帝二位聖人共治天下。史稱，劉氏才能卓著，垂簾聽政期間，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新皇帝在她的羽翼之下成長，默默學習着治理國家之道。
趙禎有着一顆與生俱來的仁愛之心，寬容臣下，體恤民生疾苦，很快就贏得大臣們的尊重。天聖四年，江州太平興國真君廟神像的金冠被盜，地方官員上書請求重新制作。趙禎說：“廟宇地處偏僻的山谷之中，用黃金製作神像妝飾，是引誘老百姓犯罪，使人受到嚴厲的刑罰，應該用銅作冠而用金粉塗上去。”宰相王曾私下感嘆道：“皇帝憂慮百姓可能因盜冠犯罪，廢去用金，可稱得上‘仁’啊!”
劉太后對趙禎的保護可謂無微不至，在其即位之後、未立皇后之前，都不許離開她的周圍，婚姻大事也一手包辦。郭氏、張氏兩位美人同時入宮，趙禎很喜愛張氏，想將她立爲皇后。劉太后一定要立郭氏爲皇后，他只能尊重太后的旨意，而將張氏封爲才人。事實證明，在擇偶方面，趙禎的眼光要比劉太后準得多。
郭後始終得不到皇帝的歡心，鬱鬱而終。張妃聖眷優厚，在危急關頭救了皇帝性命。某年閏月十五，皇帝想在宮中張燈結綵慶祝，張妃認爲會引發不測之事，極力阻止。三日後，幾名衛士乘着夜色翻牆潛入宮中，想要刺殺皇帝。事起突然，趙禎想要闖出宮避險，張妃卻命令閉門堅守，派宮女迅速前去通知守衛護駕。刺客殺到福寧殿，砍傷宮女，哀哭聲傳遍大殿。太監恐怕皇帝受驚，謊稱：“只是大宮女教訓小女孩而已。”張妃大聲斥責道：“反賊在殿下殺人，皇帝已經知曉，正想出去避難，你還敢欺瞞!”她料定反賊必然會放火，就讓太監、宮女們準備好水救火。賊人果然放火燒簾，但隨即被大家澆滅。爲鼓勵太監奮勇戰鬥，張妃親自剪下他們的頭髮，許諾平定叛亂後，以頭髮爲證，大加封賞。於是，太監們出死力保衛，援軍到後，反賊悉數被擒。
劉太后挾真宗遺命，又有宰相丁謂相助，羣臣不得不聽命，但深感不滿。太后在朝廷之上問武則天是怎樣的人，宰相魯宗道答道：“武則天是唐朝的罪人，幾乎危害江山社稷!”太后無言以對。當時有人上書，請爲劉氏按天子之禮立七廟祭祀。劉太后問宰相意見，魯宗道強烈反對：“不可!如果劉氏立了七廟，皇帝應該用什麼規格的禮儀呢?”
十年之後，趙禎24歲，改元“明道”。“明道”同樣暗藏玄機：明者，日月也，皇帝是日，太后是月，日月同輝，光照天下，太后垂簾聽政還沒有結束。明道二年，太后病死，臨終時遺詔要將楊太妃晉封爲太后，“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老太后死去，新太后又登場聽政，諸臣不願再沉默，御史蔡齊直截了當地質問：“皇帝已經成人，熟悉國事，怎麼還能使後宮相繼聽政?”宰相丁謂啞口無言。范仲淹、龐籍、薛奎等忠直之士紛紛上奏大加反對，顯示出宋朝士大夫以國爲己任的自信精神。八十餘年培養出的士大夫集團，不願只做皇權的附庸，要與皇家共治天下。迫於羣臣壓力，第二天，遺命便刪去“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皇帝親政。
年輕的趙禎在政治上還不夠成熟，差點影響皇族內部團結。當時有流言蜚語傳荊王趙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元儼是宋太宗的八子，亦即小說戲曲中盛稱的“八賢王”，地位無比尊崇。內侍臣抓捕了謠傳八賢王造反的人，嚴加審訊，株連數百人。皇帝憤怒之極，下令徹查，然而案件無端而來，無從查起，有關部門不知道如何是好。整個京師宗室、官員、百姓都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御史蔡齊說：“此案不過小人無知造謠，不值得您勞師動衆地調查處理。而且事情鬧大，荊王心中也會不安，不知陛下是不是藉故除去他。”一夜之間，三次上書，皇帝終於明白，只鞭打了幾個人而已，大事化小。
網絡配圖
●仁君氣象
親政之後，趙禎十分勤政、儉樸，每天退朝之後，一一批閱所有關於國計民生的奏摺，絲毫不敢自我放鬆。日常用餐不欲珍饈美味，穿衣服都是用普通的布料製成，經過多次洗滌，宮女們都偷笑。吃飯時發現食器之中有蟲子，掩蓋着不讓人知道，怕有人因此獲罪。趙禎對呂夷簡說：“我告訴你宮中的事，並非想大家知道，我嫌惡沽名釣譽之舉。”
在國家大政方面，對內不斷減輕徭役賦稅，賑濟災民;對外謹守澶淵盟約，繼續保持與契丹的友好關係，不輕啓戰端。
周世宗柴榮曾下令徵收河北的鹽稅，違反者立即處死。河北父老跪在路邊哭訴嚴刑峻法，請求將鹽稅分攤到日常稅務中，而放鬆禁令。周世宗同意實行，鹽錢制度延續到宋朝。財政部不知道此事，提議徵收河北滄州、濱州的鹽稅，趙禎說：“要老百姓一下子就食用昂貴的鹽，並非我意。”御史張方平進諫說：“重複徵鹽稅會大大加重百姓負擔。現在契丹人販私鹽行動非常猖獗，徵稅後，公鹽價格更貴，契丹私鹽賣得更好，朝廷受怨而契丹獲利。禁止契丹私鹽，非動武不可，鹽稅能補軍費之用嗎?”
趙禎感到事態嚴重，想馬上叫宰相罷去鹽稅法。張方平認爲，鹽稅法雖然尚未制定，但河北百姓家家知道，皇帝應當直接以手諭詔告免除鹽稅，不應從有關部門傳出消息。趙禎大喜，命令他撰寫手詔傳示河北。河北百姓扶老攜幼，出迎手詔，自發做了七天的佛會報答聖恩。
契丹使者來拜見皇帝，住在館驛，正好遇上日食。富弼曾出使契丹，對其風俗人情有深刻認識。他認爲天有異象，不宜宴樂，請求不宴請使者，賜給簡單的飲食即可。宰相宋庠反對。富弼說：“如果契丹罷宴撤樂，會使朝廷蒙羞。”宋朝出使契丹的人回來，說契丹見到日食，果然罷宴撤樂。失禮於外國，趙禎深深感到後悔。後來，契丹王去世，趙禎下令停止辦公七天，京城、河北禁止音樂七天，並親自舉哀。以禮樂標準來對待外族，不卑不亢，顯示了仁君的氣度。
在教育方面，崇尚儒術，親賢人遠小人。趙禎尊崇孔子，雅好儒家經典，汲取歷代興亡教訓，作爲治國的要道。祭祀孔子時，有關官員說按禮儀標準，嚴肅地作揖即可，趙禎卻特地拜了兩拜。賜給孔子46代孫、汝州龍興縣處士孔旼布帛，資助其生活。至和二年，下詔封孔子後裔孔宗願爲衍聖公，令其得以世襲，自此成爲定例，綿延千年。大學者胡瑗精通禮樂，行動合於古禮，特詔更定雅樂，聘爲國子監主講教授，推崇備至。對以儒術作爲進階的小人，則遠斥之。林瑀號稱精於易學，推算說：“皇帝您應的是《需》卦之象，主飲食遊玩，應該大辦宴會、巡遊天下，國家就會大治。”趙禎大驚，從此疏遠林瑀。
在統戰方面，注意收攬前朝皇族的人心，示天下以寬宏大量。趙禎下詔，錄唐李氏、周柴氏、晉石氏、南唐後主李煜、吳王錢鏐、蜀王孟昶、南平王高季興等先朝皇帝的後裔入仕爲官。提拔唐李氏、周柴氏親屬官職，免除徭役，賜錢一萬。宣佈前代帝王后裔，在宋朝任八品以下官職的，其祖父母、父母、妻子所犯流放以下之罪，可以以錢來贖;未曾在宋朝爲官，而曾經受過朝廷賞賜的，不犯兇惡大罪也可以錢贖罪。按儒家的說法，是“興滅國，繼絕世”，保存歷代帝皇的榮光，示天下以公心，非至仁者不能做到。
●慶曆新政
慶曆四年，趙禎提拔韓琦、富弼、范仲淹三人爲相，着手準備改革。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爲，宋王室在危機面前主動要求變革，顯示出巨大的勇氣。改革進程中，趙禎顯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見三人時，都必定要求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范仲淹私下對人說：“皇帝對我可謂優厚之極，但事情有緩急，革除多年的積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趙禎繼續頒下手詔：“朝野上下都認爲你們是國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們不要回避，儘快擬定改革方案，陳列獻上。”督察得很急。
天章閣是宋室陳列供奉先皇畫像、遺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聖的意義。趙禎打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賜座，賜紙筆，命兩人立即上奏當世急務。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漢唐那樣與皇帝坐而論道。趙禎如此舉動，自認爲是天大的恩賜，將振興國家的責任丟給臣子。二人感到壓力巨大，不敢就座，倉皇告退。范仲淹窮盡心力，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寫成《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改革綱領：一是明黜陟，二是抑僥倖，三是精貢舉，四是擇官長，五是均公田，六是厚農桑，七是修武備，八是減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前四條是人才選撥政策，第五、六、八條是經濟政策，第七條是軍事政策，第九、十條是提高行政效率政策。新政在皇帝直接干預之下，得以全面推動。
網絡配圖
然後，歐陽修敏銳地意識到，範、富二人可能會受到攻擊，上書給皇帝打預防針：“當今君臣同心協力，是難得的局面。范仲淹等人定會承受小人的怨恨，陛下應當盡力支持、信任他們，拒絕聽信讒言。”然而，新政規模闊大，行之過急，各方面利益糾纏不清。一時之間，心存僥倖之徒大肆造謠，朋黨之論大興。
趙禎畢竟身居天子至尊之位，需要一些人揣摩、迎合自己的意思。范仲淹篤信儒學，剛正不阿，行事但求合乎道義、無愧於心，並沒過多考慮皇帝的感受。他曾經得罪宰相呂夷簡，被貶到饒州。後來，呂夷簡得知皇帝有意重用範，便請求特別加以提拔。趙禎因此認爲呂是厚道的長者，要範表示感謝，冰釋前嫌。范仲淹斷然拒絕，說：“我曾經討論的，都是國家大事，與呂沒有私人過節。”
君臣之間的嫌隙，是觀念、思想的不同，皇權不可以無限妥協，需要奉承逢迎;以天下爲己任、從道不從君的士大夫需要更多的政治自由。雙方始終貌合神離，不能對國家大事進行充分、自由的討論，找不到改革平衡點。范仲淹對此體會很深，很有危懼之感。淮南匪徒作亂，高郵守將晁仲約估計抵擋不住攻擊，要郡中富豪獻出金銀，殺牛備酒，向匪徒送上厚禮。匪徒高興，繞行而過，不侵害高郵百姓。朝廷得知，要誅殺晁仲約以正法紀。范仲淹想爲其開脫，富弼則以爲非殺不可。二人在皇帝面前爭論，最終趙禎聽從范仲淹的主張。退朝後，范仲淹對富弼說：“宋朝開國以來，未曾輕易誅殺大臣，是天大的好事。同僚之間，哪裏還有像我與您這般深厚的情誼?此事皇帝沒有明確表態，我們如果輕率引導他殺戳大臣，他日殺得興起，我和你不一定能自保。”富弼不以爲然，後來從河北迴京，被拒在城門外。他猜測不到皇帝的用意，安危未卜，整夜彷徨不已，嘆息說：“範六丈，聖人也!”
一年多之後，范仲淹、富弼終於抵擋不住不小人的瘋狂攻擊，相繼求外任，趙禎無可奈何，批准他們離開京城，慶曆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然而，范仲淹身上剛毅正直的品格，希望向“古賢人”看齊的人生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深刻影響着有宋一代的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