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69年前的今天，0648年10月10日 (農曆九月十八)，唐朝經學家孔穎達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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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公元574—648年10月10日（距今已1369多年）)，字仲達，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縣)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孫。是隋唐之際的著名經學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學習勤奮，很有才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新唐書·儒學上·孔穎達傳》)曾師從於當時著名經學家劉焯，學成之後，便居家興辦私學，以教書爲業。隋煬帝大業初年，“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今河南新陽)博士，後又被任命爲太學助教。隋末，煬帝曾召天下儒官集於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其時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入唐後，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授國子博士。唐太宗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擢升國子司業。歲餘，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歷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年)又與朝賢修訂《五禮》，所有滯疑鹹諮決之。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升爲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因年老辭官。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
孔穎達一生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經學教育，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隋唐時期的文教事業。從鄉村儒師、河內郡博士、太學助教、文學館學士、國子博士、國子司業，一直到國子祭酒，他經歷了從一般學者、教師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長官的所有主要階梯，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教育實踐家。在學術研究方面，孔穎達重點在經學方面，也旁及史學、天文曆法學及文學等，是個博學的大家。在講經中，孔穎達又以《禮》、《春秋》和《易》的研究爲主，兼及其他各經，在學術界有着較高的水平和聲望。
唐太宗李世民對孔穎達十分器重，他適應政治統一的要求，認爲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訓解不一，應對經文有統一的解釋。於是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命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撰定《五經》義訓。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五經義訓》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爲《五經正義》。唐太宗對孔穎達這一工作十分讚賞，曾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舊唐書·孔穎達傳》)
關於《禮》，他說：“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禮記正義·曲禮上第一》)因此，他說：“禮者體也，履也，……順之則宗祐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人，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禮記正義·序》)就是說，學習《禮》的意義與作用，在於固宗祐、寧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維持現存秩序和政治安定。這是對孔子“不學禮，無以立”的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他還認爲，《禮》有“化性”的作用。他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慾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戀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燥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鑑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周禮正義·序》)在他看來，人生來的天性本是靜的，接觸外界事物後產生了動的念頭，即產生了“喜怒哀樂”等情感，從而做出動靜愛惡的選擇。“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而“浮躁者”卻“無所不爲”了。因此，爲了訓化人性，節制情慾，使之變好而不變壞，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爲“堤坊”和“銜策”的手段，而“禮”就正是起這種作用的。在這裏，他同董仲舒一樣，從人性情慾的角度說明教育對人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爲“中人之性可上可下”，這顯然是儒家傳統的人性觀。但孔穎達“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顯接受了玄學和佛學影響的。這是時代思潮特點的必然反映。
孔穎達對《禮》中蘊含的教學方法也給予了充分的發揮。他十分重視《學記》關於教學中的啓發誘導和因材施教的理論。他說：“使人曉解之法，但廣開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知曉，亦不偪急牽令速曉也。……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但爲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禮記正義·學記第十八》)之所以要啓發誘導，是因爲“但開發義理而不通達，使學者用意念，所得必深”(同上)，可以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之所以要因材施教，是因爲“力不能向，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即教學不可能按主觀意志行事，要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如果不按學生的接受能力，“務欲前進，誦習使多”，“進而不顧其他”，只能使學生負擔過重，那是失敗的教學方法。因此，他主張，既要使學生“學而時習之”，又要使學生有“退息”的機會。他說：“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又必須使“學者疲倦而暫休息”(同上)。這種“習”、“息”結合的主張，是符合學習規律的，是可取的。
此外，孔穎達主張教與學都要在鑽研和精通“經義”上下功夫，反對死記硬背的教學。首先做教師的必須鑽研和精通“經義”，這是教學成敗的關鍵。他曾批評有的教師“不曉經義，但詐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同上)。只是叫學生“誦文而已”，沒有把經典的真正道德教給學生，沒有引導學生了解經典的本文，這樣的教師是不合格的。他還批評有的教師“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有解之然也”(同上)。這樣的教師更是根本失去了做教師應盡的職責，是自欺欺人。
關於《易》，他說：“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視觀察，象天地而育羣品……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周易正義·序》)就是說，學習《易》的意義與作用，在於使君臣、父子、夫婦各守本分，從而“五常之教”便可得以維護。
他通過《易》的闡釋，論述了“教化其民”的思想，證明了“三綱五常”的永恆合理性。
孔穎達所謂“教化其民”，即是加強政治倫理道德的宣傳和教育，以維護等級制度。他認爲尊卑、上下的等級關係是不可逾越的，更是不能搞亂的。他說：“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周易正義》卷二)又說：“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處卑，待唱乃和。故歷言此三事，皆卑應於尊，下順於上也。”(《周易正義》卷一)“若卑不處卑，謂地在上，高不處高，謂天在下。上下既亂，則萬物貴賤則不得其位矣。”(《周易正義·繫辭上第七》)在這裏，他把上下尊卑的等級關係說成是自然之理，因此它是合理的，是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
孔穎達還用《易》的“天即自然”的觀點，論證“三綱五常”是天經地義的。他說：“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者，因王位之言廣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義，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於內，男正於外，二義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於男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者，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於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既家有嚴君，即入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爲家道之正。”(《周易正義》卷四)在這裏，他把“家人之義”與“天地之義”撮合在一起，闡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關係是出於“自然”之理，而這種尊卑上下的關係更可以擴大到社會國家。每個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婦不失婦道。這樣便可以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矣。由此可見，孔穎達所謂“自然”之理，並非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而是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給“三綱五常”罩上一件“自然”的外衣，從而證明它是合理的，是不可違背的人間“正道”。他所謂的“王化”或“教化其民”，實質是通過教育的手段，維護與鞏固統治秩序。
關於《春秋》，他說：“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史所職之書。……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鑑也。……一字所嘉，有同華兗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肖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求也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春秋正義·序》)就是說，《春秋》是政治評價的典範，是永恆的政治價值觀。學習《春秋》的意義與作用，在於褒善貶惡，爲統治者所鑑戒。
總之，孔穎達概述了《詩》、《書》、《禮》、《易》、《春秋》五經的基本內容，並論述了學習它們的重要意義與作用。他所強調的教學內容仍是儒家的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