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唯一一個傳承張頷先生古文字學的學生高智，他陪老人走完了最後一程。從17日來到醫院陪侍算起，他已經30多個小時沒閤眼。
新年第一個月，寫滿了悲傷。中國著名古建學家柴澤俊、“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相繼辭世。半個月內，三位文博大家與世長辭，令中國文博界一片痛惜。
高智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是張頷先生的學生。從17日得知老人病重後，他一刻不離地守在病房，和張頷先生的兒子輪班陪侍。“張老師，我來看你啦，我來陪你過春節。”高智說完這句話後，已經20多天面無表情的張頷先生，眼角流下了淚。
“最近兩年，張先生一共住了18次醫院，每次我都在病牀前陪着。在老人離世的最後一晚，因爲高燒，醫生說需要物理降溫，我每隔一小時給老人擦一遍身體，一直到天亮。”在高智心裏，張頷先生既是良師亦是慈父。
1984年11月3日，高智第一次與張頷先生見面，帶着“拜不成師不走”的決心，高智成爲張頷先生唯一一個舉行過正式拜師儀式的學生。在與張老相處的33年間，那飄搖的半世風雨，一直令高智感到悲傷。
1920年，張頷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貧，未生喪父，九歲喪母。高小畢業便外出謀生，雖命運乖舛，百事艱辛，卻嗜文史成癖好，苦讀書爲癮性。新中國成立後，一直致力於古文字研究、考古發掘及晉國史、古天文學等。
引發海內外學術界極高關注的，是張頷於1976年發表的鉅著《侯馬盟書》。《侯馬盟書》的出版爲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佐證，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爲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侯馬即爲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是晉國成霸業的基地。1965年冬，因工程建設需要，文物部門抽調全國力量在此發掘，時任中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張頷則兼任侯馬東周遺址發掘隊隊長。此間遺址發掘出土大量帶有朱書文字的石片5000餘件，黃豆榆錢般大小、扶乩天書般難識的文字令衆人一籌莫展，無以辨認。
“這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雖然究竟是什麼說不出來。但有些字句，跟祭祀有關係。”據此判斷，張頷寫了一篇《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的文字》的文章發表在《文物》雜誌。郭沫若先生看了後，書文《侯馬盟書試探》。郭沫若認爲，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書。張頷先生受此啓發，開始了“盟書”的研究考證。
剛剛研究不久，“文革”就開始了。“文革”期間，此前任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張頷負責廁所衛生，因此許多人笑稱他爲“老所長”。熬過那段孤獨與痛苦的歲月後，1973年，張頷最終把幾千件盟書殘片的文字全部辨認出來，考古學及古文字學鉅著——《侯馬盟書》隨之誕生。
考古學界公認，《侯馬盟書》對於研究中國春秋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義。日本考古學界也參專門給張頷先生髮來賀信，盛讚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並邀請張頷先生赴日講學交流。
2015年8月15日那天，是高智永遠無法忘記的日子。
患病入院的張頷叫高智走到身邊說，“我跟你說個事。”高智神情嚴肅地接道，“您說。”慌忙的高智隨即抓來一張超市的購物單，把張老的話記下。
“現在，你在古文字方面小有成績，將來一定要多培養古文字人才，一定要把《侯馬盟書》、《古幣文編》這些研究成果傳下去。”高智知道，古文字是張先生一輩子的愛，這段話既是勉勵，也是希望。高智說，33年的師徒情，三言兩語道不盡，可張老執着勤奮的精神，卻說也說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