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母親，許多人心裏蹦出的第一個詞，或許是溫柔、賢惠、端莊、甚至有一點小幽默。
張愛玲的詞彙更豐富些，晚年時，她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母親“踏着這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
張愛玲的母親，確實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思想上的新潮程度不亞於任何同時代的男性學者。她想學油畫，便與徐悲鴻、蔣碧薇同住在一幢樓裏。她學做手袋和皮鞋，便不辭辛勞地從馬來西亞運回一整箱蛇皮，她囑咐小姑子張茂淵時不時拿出來翻曬時，一灣碧綠懸於窗邊，別人看着怪害怕的，她卻不以爲意。她學唱歌，天生肺活量小的她，唱起歌來讓人聽着更像是在吟詩，總比鋼琴聲低了半個音階。她對時尚，觸覺敏銳，總能在亂世中找尋一處小宅，將自己的生活打造出夢幻般的多姿多彩來。而她最轟動世人的做法，則是離家出走。
出走後被丈夫勸回家，又逼着他離婚，將自由牢牢握在手中。
易卜生的戲劇作品《玩偶之家》裏有個出走的娜拉。魯迅讀後，曾公開發表演講，討論娜拉出走之後生活怎樣了?
他給出了兩條路：要麼墮落、要麼回家。黃逸梵耗盡了自己一生的浮華與落寞，證明了出走的娜拉是能夠獨立，並幸福生活下去的。
有人說她去世時，冷戚而悲涼，但在此之前，她試過了，她確實把自己與同時代相同婚姻模式下的女性，拉開了一大截距離。
黃逸梵出生於1896年，生母是個湖南鄉下的農村婦女，當初嫁進黃家時，就是衝着她能爲黃家唯一的兒子開枝散葉，才娶進家門。
這個沒見過世面的女人果然不負衆望，一出手就懷了一對龍鳳胎。
女孩是黃逸梵，男孩則是張愛玲的舅舅黃定柱。黃逸梵從小沒有享受過父愛，她的生父黃宗炎在她出生前便去世了，她與雙胞胎哥哥是黃家異常珍貴的遺腹子。正因如此，在她22歲那年，由家裏人做主，將她許配給了名臣之後，李鴻章的外孫張廷重。論起門當戶對，兩人真是一雙璧人。張廷重有才學，且氣質憂鬱，總是一副富家冷公子的做派。
每天，都能看見他在庭院裏吟詩背文，每每總是各家各派的文章匯聚於他的舌尖，滔滔不絕，支支吾吾。
大概是懷念過去文人獨領風騷的舊時代，背誦每告一段落，他便要一步三嘆氣，拖起長腔來傷春悲秋一回。他身世顯赫，家財萬貫，李鴻章是他祖父，母親李菊耦是李鴻章的長女。
當年爲了保證女兒嫁爲人婦後不被欺負，她的嫁妝豐厚到足足夠張家後三代人隨意揮霍。黃逸梵當然也不示弱。
她雖爲妾室所生，但深得張家大夫人張氏的愛護，成長環境裏，物質基礎十分雄厚，思想基礎更是盪漾着大將之風，時常野性十足。
初嫁時，她的嫁妝不多。
但在1922年，張家大夫人在上海去世，家裏的大部分財產落在了她與孿生弟弟黃定柱的身上，姐弟兩人，一個得到了家裏無數價值連城的古董，另一個分得了房產和地產。
兩人的結合，可謂強強聯手，頗有當年宋靄玲與孔祥熙結合的味道。
然而，兩人雖家世相似，三觀卻完全不同。
說起來，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黃逸梵得到財產後，嚮往外面世界的願望越發強烈，總想着走出國門，去全世界看一看。
她開始朝着當時最流行的西式風格，打扮自己的相貌，規劃自己的衣食住行。
她燙着愛司頭，愛穿西式的服裝。
她與胡適打牌，一身長袍配紅蔻丹襯托出濃濃的希臘風情，一時間成爲牌桌上獨領風騷的尤物。
小時候的張愛玲對母親的穿着就非常羨慕，
“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母親立在鏡子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着，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然而，這樣美豔動人的母親，卻生活在一個與她氣質、學識、價值觀非常不符的家庭中。丈夫張任重似乎無法接受任何新思潮的影響，他不但躲進了深深的庭院之中，更躲進了與時代進步完全隔離開來的鴉片中。
他整日抽鴉片，周旋於舞女之間，而且還與大舅子黃定柱一起逛窯子。他這些花花公子的品行，她深爲不恥。她唉聲嘆氣，十分苦悶。
無時無刻不想着逃離這個坐擁金銀千萬，卻日日坐吃山空的家庭。不久，機會來了。張廷重的妹妹張茂淵計劃出國留學，心心念念想要出國的黃逸梵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她提出與小姑子張茂淵一起出國，擔任她的監護人。她心高氣傲，國外的生活纔是她想要的，那裏沒有烏煙瘴氣的鴉片味道，更沒有低俗的舞女脂粉氣味。抓住這次機會時，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都已出生，都長大了。
她顧不得許多，一鼓作氣地狠下心來，奔向了自己渴望的生活。
那一年，她三十一歲。
妻子出國後，張廷重的日子墮落得一點希望都沒了。
一位父親和兩個孩子都住在天津，按理說，這本該是一副奶爸與孩子默契相處，笑料百出的日子，每個人都在糗事中，期待着母親的歸來。
可母親沒有回來，家裏倒是隔三差五就住進來一個妓女，張廷重本來就是個巨嬰，這會子算是退化到子宮裏去了。
他夜夜笙歌，沉醉在鴉片煙裏，無法自拔。荒誕的日子粉墨登場後，便持續了好幾年。
接下來，張廷重失去了官職，淪爲有錢人家的無業遊民。
可就是在這段日子裏，他非常懷念着黃逸梵。他寄了一張照片給她，附帶一首七言絕句：
才聽律門金甲鳴，又聞塞上鼓鼙聲。書生自愧擁書城，兩字平安報與卿。不知是這首詩打動了黃逸梵，還是她與小姑子正巧也準備回國。
黃逸梵回家了。歸國後的黃逸梵年歲長，卻越發嫵媚動人。
團聚後的一家人搬回了上海。
他們從石庫門搬到了一處花園洋房。
這裏很符合黃逸梵的生活美學。
家裏養了狗，種了花草，還擺上了孩子愛看的童話書，不三不四的夥伴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各思想新潮、作風前衛的好友。好的家庭氣氛，讓黃逸梵重建婚姻的想法。
她教女兒讀英文單詞、彈鋼琴、畫畫，其樂融融。
她還與一個胖伯母肩並肩坐在鋼琴邊，模仿電影裏明星們的戀愛橋段。
張愛玲的昏暗童年，此時此刻被打上了一束清澈、純淨的光。
她坐在地上，仰望着母親，看得入迷，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
幸福時光總是短暫的。
漸漸長大的愛玲與弟弟子靜到了該好好教育的年齡了。
她看到兩個孩子，整天在家裏無所事事，覺得很是落後。
於是，她拽着張愛玲去了黃氏小學，硬生生地把她弄進了小學四年級，做了插班生。
弟弟張子靜，卻因爲張廷重的不許，留在家裏跟着私塾先生讀書。
張子靜一生平庸，從此可窺一二。守舊的張廷重越來越依賴鴉片，甚至還開始注射嗎啡。
爭吵再次出現，伴隨而來的還有黃逸梵痛苦的哭泣，面紅耳赤的指責。
摔東西的聲音更是從不間斷。這段婚姻，終於到了讓黃逸梵無法忍受的地步。她請來了律師，起草了離婚協議。
她等着他簽字，他卻猶豫不決，多次提不起筆來，他數次挽留，最終無濟於事。
她說，“我的心已經像一塊木頭!”
他聽了這話，心裏說不出難過，默默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獲得自由的黃逸梵，再次衝出國門，再也不回頭了。
她帶着因分家產得來的錢財，開始了四處旅行。這個成功出逃的娜拉，進入了她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時期。
曾經的她，爲人大膽，性格剛烈，與小姑子張茂淵去瑞士，兩人一同在阿爾卑斯山滑雪。
她的一對小腳，比張茂淵的大腳滑的還快。
她在歐洲的美術學校學畫畫，後來在馬來西亞的華僑學校，她還當過一陣子的教師。如今的她，生活越發有滋有味，她走遍了全世界，稱得上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旅行家。你可能會覺得，這下子總算可以證明魯迅先生錯了。
黃逸梵這位娜拉，既沒有墮落，也沒有回家。
事實確實如此，但並非全貌。
黃逸梵豪邁的旅行壯舉的費用，並非她獨立承擔的。
她靠的是祖上積年累月傳下來的古董。
每次出行，她都要賣掉一些古董。
每出手一個古董，她便自責萬分，內心十分糾結。
說真的，前夫靠花天酒地揮霍家產，她用四處旅行來消耗古董，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究竟在哪兒?
她自己也分辨不出。脫離舊時生活之後，彷彿離墮落更近了。
如今的自由之路，是她一個人在走。
而過去的路，是家族的“高蹺”擡着她走。
憎恨使她脫離的以前的生活，而過分的自由，又使她迷失在幸福當中。
她開始嘗試迴歸到家庭中，將心定一定。
她回國，與女兒張愛玲接觸。張愛玲中學畢業的那年，她回到了上海。
1938年，日本人打進了上海，炸彈聲，槍炮聲，晝夜不息地穿梭於城市上空。
兵荒馬亂之際，她想起了女兒，便讓張愛玲上她那兒去住幾天。
當時女兒住在蘇州河附近，她住在最繁華的淮海路。多年未曾多相處的她們，開始了漫長的磨合期。各方面都完美的母親給張愛玲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十六歲的張愛玲，在學校裏是天之驕子，可到了母親這裏，卻木訥得幾乎樣樣都得重新學起了。“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你死，不願看你活着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黃逸梵對女兒的矛盾心理，也是她對回國後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她想融入它，靠它來拯救自己。
可又抗拒它，生怕它將自己變成曾經鄙夷的樣子。她對孩子的態度，說冷漠，還差了一點。
說自私，卻也還沒到那份兒上。她覺得張愛玲難以適應日常生活，便花了兩年的時間，教她走路，教她做飯，還教她笑，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後來，她的錢花的差不多了，日子也就變得拮据，脾氣也就出來了。
她警告女兒：
“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
要繼續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到衣裝上。”黃逸梵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有一次弟弟張子靜抱着一雙用報紙包着的籃球鞋來到母親家，說要與她們一起住。
張愛玲滿心期許，母親卻拒絕了兒子的要求，因爲她負擔不起兩個人的學業開銷。可是，冷漠的同時，她又堅持着爲張愛玲請猶太裔的英國老師來補習她的數學，每個小時就要花去整整五美元的高價錢。沒過多久，她再次離開熟悉的子女和日常，再度逃往國外的自由生活，留下女兒與姑姑兩人一起生活。
少女張愛玲
有人說黃逸梵個人主義，自私自利。
我始終覺得她是出於恐懼，纔會一輩子搖擺不定。
出走之後，每分每秒都得自己張羅，那種迷茫，那種寂寞，大半都有旅行填充了。可誰又真的習慣孤獨?
頂不住的時候，她就選擇了回家。
再次觸碰鮮活的，不那麼文藝的溫暖，然而她清高孤傲，眷戀曾經所唾棄的生活，並沒有什麼溫暖可言。文藝創作中的娜拉有兩條路，只能擇其一。
現實中的娜拉的路，更像一個不知什麼時候能歇下來的鐘擺，在沉淪與家庭之間來回擺動，不斷襲來的抗拒感宛若慣性一般推着她前進，目的地在哪兒，似乎已經不重要了。
1957年，她終於放下患得患失，停靠在了女兒這邊。
那年，她病重，給女兒寫信，說唯一的願望就是見見女兒。
張愛玲彼時正在美國，她沒有按照要求趕到倫敦，而是絕情地寄了100美元。一個月後，黃逸梵去世。
六十四歲的她，走遍了全世界，卻未能踏進一個家。
她的那些還未消耗殆盡的古董，都交給了張愛玲。她可曾想過，很多時候女兒便是她的歸宿。
她出走家庭，人始終漂泊，心從未安穩，女兒繼承了愛華服、愛妝扮的個性。
她的一生與古董(及其與之相對應的金錢價值)糾纏不清。
女兒對於錢財卻是另一方理解和使用原則。
”就算是父母的財產，丈夫的錢，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自由自在。那是女人的權利。”張愛玲說：
我發現我不會削平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才學會補襪子。
怕上理髮店、怕見客。
很多人教我織絨線，沒有一個成功。
在房裏住了兩年，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
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打針，三個月下來，仍然不認識那條路。
最後她總結到，在現實的社會裏，她等於一個廢物。
這個“等於廢物”的人，成了張家第一個真正逃出家庭，活出自我的人。
她靠自己的稿費生存，靠寫書博名氣，阻斷了家庭持續性的壞影響。
她的靠山不是能在一夕之間敗光所有的遺產，不是財富本身，而是她自己。黃逸梵希望自己做到的事，女兒都做到了。她做了一半的事，女兒替她完成了，儘管是無心爲之。這或許纔是娜拉出走的真正含義。母親點燃了出走的燎原星火，她勢單力薄，經常單打獨鬥。
張愛玲也出走，她不再是領頭羊與出頭鳥了，她有母親的幫忙，哪怕只幫了一點點，哪怕有時幫了倒忙。娜拉或許沒能大步流星地抵達自由的彼岸，而那些前赴後繼的“娜拉們”踏破了封建束縛的牢籠，活出了最灑脫最自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