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宗天會五年(1127年)，金滅北宋。天會六年(1128年，即南宋建炎二年)十一月乙未，南宋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爲阻金兵南下，約在衛州(今河南汲縣)和滑州(今河南滑縣東)之間人爲決河，使黃河向東流豫、魯地區，“自南清河(泗水)入淮”。從此，黃河開始離開了春秋戰國以來流經今浚、滑一帶的故道，南流入海的趨勢日益增強，同時也拉開了金代黃河多次氾濫成災的序幕。
天會十五年(1137年)金朝政府將其扶植的劉豫僞齊政權廢除，“河遂盡入金境”。4熙宗皇統元年(1141年)，金與南宋議和，簽訂“皇統和議”(又稱“紹興和議”)，規定“以淮水中流爲界，西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爲界”，5還規定宋割唐(今河南唐河縣)、鄧(今河南鄧縣)二州及商(今陝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市)二州之半予金，即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爲金與南宋的疆界。從此，黃河中下游地區進入金政權統治範圍，黃河成爲金朝境內最大的一條河流。
金代關於黃河氾濫的記載較少而且內容簡略，即便如此，就以上這些史料仍不難看出，黃河在金代氾濫的間隔時間非常短，甚至有的時間段裏年年發生洪災。每次洪水氾濫都給金代社會政治、經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以及引起了社會波動。金代黃河災患基本集中在河北東、西路，山東東、西路，大名府路，南京路，即今天河北、山東、河南三省，以及江蘇、安徽兩省的淮水以北地區，所以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受到的影響尤爲嚴重。造成金代黃河下游頻頻決口、改道的原因，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社會方面的。
第一，黃河自青海巴顏喀拉山北麓發源後，流經了四個高度不同的區域：即從海拔2000米——5000米的青藏高原，到海拔800米——2000米的黃土高原再到海拔1000米——1500米的內蒙古高原，最後到達海拔200米以下的華北平原。2 8這樣，在兩個區域相接的地方，由於落差懸殊，河道陡降，形成許多峽谷。如黃河水在青海龍羊峽，從海拔3000米以上奔騰急下，一瀉千里。可是到河南孟縣以東，驟然降到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水流減緩，所挾泥沙逐漸淤澱，河牀不斷擡高，成爲“懸河”，自然容易淤決氾濫。總之，黃河災害頻繁的自然原因是水少沙多、降水量在時間和地域分佈很不均勻以及河沙輸送極不平衡。
第一，黃河上中游地區森林濫砍濫伐、毀林開荒，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使河水含泥沙量過大，是造成黃河決溢改道的最主要原因。中國本是森林廣袤的國家，在六七千年前，森林和草原面積約佔國土面積的3/4;其中森林面積約佔國土面積的一半。3 2但自戰國時期開始，平原多被開墾，林區縮小。在秦漢時期至北朝時期，平原森林砍伐殆盡，已無成片林木存在。在唐代至宋代，由於採伐範圍不斷擴大，山地林木遭到嚴重破壞。所以，黃河中游地區森林面積的減少，是使黃河水患萌於周，浸淫於漢，橫潰於宋金的重要原因。
第二，由於金朝先後與南宋政權和蒙古政權處於對峙的狀態中。統治階級爲了確保自身的長久統治將黃河也視爲可以利用的戰爭工具，以致黃河在金朝的初年和末年多次出現人爲決口或改道以阻敵兵的情況，如太宗天會六年(1128年)，南宋東京留守杜充決開黃河堤，以阻金兵。哀宗開興元年(1232年)正月，金朝爲防蒙古軍進攻都城開封，遣完顏麻斤出等率民萬人，於開封西北“決河水衛京城”。二月，另一支蒙古軍、漢軍晝夜圍攻歸德府城，“攻城不能下”，蒙古軍遂于歸德鳳池口(今河南商丘西北二十餘里)決河，“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睢水道”。3 3從此，這條岔流不再由歸德至豐縣之東入泗，第一次自歸德府南入睢水，即經夏邑、濉溪，以及宿縣之北，至宿遷入泗水。天興三年(1234年)，南宋軍入汴，蒙古軍決汴城金寸澱黃河水以灌宋軍。而朝廷則根據統治階級需要和戰爭狀況來決定堤防的修葺和加固。所以說，統治者對黃河堤防的破壞，更是造成黃河多次決口、改道的直接原因。在金代，戰爭因素成爲左右黃河是否發生災害的重要社會因素。
另外，相對於當今社會而言，金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科學技術不發達，土堤和埽壩工程不夠牢固，防洪標準不高，金朝的社會制度和治理不當也都是黃河決口、氾濫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在後文中將會詳細論述。所以，黃河在金代多次出現災情險況，尤其是使黃河下游河段成爲極不穩定的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