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種姓制度是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之後創立的。“種姓”是梵語翻譯過來的，意思是“顏色”或“品質”。白膚色的雅利安人爲品質高的種族，深膚色的達羅毗荼族和其他土著民族爲品質低的種族。此制度用以區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後隨工作和職業的分化的發展，出現了四姓(四個種姓)的劃分。最高的種姓是婆羅門(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侶階級，後來也可以當國王);其次是剎帝利(掌握軍政的國王、武士階層);吠舍(商人，手工業者，亦有從事農耕的農民階級);最下的種姓是首陀羅(農人，牧人，僕役和奴隸)。前三者爲雅利安人，後者爲非雅利安人。各種姓有它的世襲的職業，不許被婚姻混亂，尤禁首陀羅與其它的種姓混亂。對首陀羅男子與別的種姓女子所生的混血種，特別訂有法律，給予一種賤名，例如首陀羅男子與別的種姓女子所生的混血種名爲旃陀羅。種姓制度不僅訂在法律裏面，而且神聖地位不可動搖地規定於宗教教義與教條中。在婆羅門教勢力強盛的“中部”地區，種姓最爲嚴格。
後來隨着雅利安人勢力的發展，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婆羅門教的影響，當然也都存在着種姓制度，但種姓制度所遇之困難就比較多得多。
一，在這些國家時在，土著人所佔比例大;
二，雅利安人與非雅利安人混合情況比較普遍;
三，爲了鞏固雅利安人在那些地方的統治，有不少土著部族的首領通過入婆羅門教儀式被安排在剎帝利之列。
種族矛盾
在種姓制度下，統治階層的婆羅門和剎帝利之間一向存在着矛盾，尤以非雅利安人的剎帝利對婆羅門的優越地位的反抗更爲顯著。據資料，摩揭陀國的人多半是半雅利安、半野蠻的下等種族。後來統一印度的摩揭陀國的阿育王，據說就是首陀羅的血統。在這種情況下，反對婆羅門種姓制度的教義的學說，則比較容易爲大衆所接受和歡迎，而釋迦牟尼所倡導的“四姓平等”之說，事實上反映着當時新興國家的人民對種姓制度的不滿。
土著文明
近代在印度河流域的發掘，證明在公元前3500-2700年之間，那裏的土著民族(可能是達羅毗荼族)，早已成了驚人的城市文明。有城市規劃，有下水道，有兩三層磚建樓房，有公私浴室，街道上的貨攤和店鋪，有紡織業和陶業。據發掘材料看，土著民族已經進入了奴隸社會，而且可以斷定有了相當發達的農業。至於雅利安人定居下來很長時間(大概一千年)以後，到了種姓制度確立了的時期，那裏的社會是否仍然是奴隸社會，值得研究。從婆羅門法典上來看，首陀羅並不是奴隸，只有一部分人是奴隸，而奴隸只從事雜役勞動，不參加生產，顯然奴隸不是主要生產者，因此很難斷定當時是奴隸社會。無奴派創始人黃現璠教授通過對首陀羅深入研究後在《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中斷言：“首陀羅絕非奴隸，古印度社會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中國當代所有主張古印度社會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的學說，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印度論述的曲解以及對首陀羅族裔認識的無知和社會地位的誤識。”同時認爲：“首陀羅與其它三個種姓同爲雅利安人後裔，只不過因爲首陀羅在四個種姓中地位最低，後來混入了一些其他族裔，以致造成後人對首陀羅族裔的誤識。”黃氏的四個種姓“同種論”與季羨林教授主張的四個種姓“同色論”同符合契，不謀而合。
佛經記載
佛經中有資料記載，當時的國王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日期，在自己的田地裏舉行親耕儀式，人民都在替他耕田。這與婆羅門法典規定的首陀羅人要靠自己勞動向國王納稅條文相符合。據中國古代譯師的註釋，“剎帝利”的原意是“田主”。從此線索推斷，似乎“種姓”制度開始完備確立時期，印度已經進入了封建領主統治的農奴社會。而到釋迦牟尼時代，在新興國家裏，則又發生了變化。據佛經資料，當時的商業發達，有相當規模的陸運與航運的商隊，商人有着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力量，比如把一座林園送與佛的大富商須達多，有力量以黃金布地並和拘薩羅王子比富。手工業也很發達，有細密的分工，自由經營的小工商業在生產上佔重要地位。當時有了納稅的自由農民，有佃農。可以設想，在吠舍人和首陀羅人混合種族的新興國家裏，剎帝利可能不是領主，而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印度早在公元前一千年間已有了鐵器，此時鐵器更爲普遍使用，農業上生產力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在當時情況之下，封建領主的割據，是不利於工業，手工業，特別是農業發展的。歷史證明，統一興修水利和灌溉系統是促成阿育王統一印度的重要原因。阿育王雖然是佛逝世兩百年後的人，但佛在世時，人們就有“轉輪王統一天下”的理想。佛幼年時，他的父王和國人曾期望他做轉輪王。佛雖然捨棄了王位，但也推崇轉輪王那樣的理想人物。“轉輪王”思想，實際上反映着一種當時一般人要求有一箇中央集權政府來代替領主割據的願望。這個要求和願望必然要和種姓制度發生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