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責
翰林院的職責是：
(一)充經筵日講：每年秋天舉行經筵典禮，先由翰林院開列直講官滿、漢各8人(滿講官由大學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漢講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學士、尚書、侍郎、內閣學士、詹事、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充任)，奏請皇帝欽派四人值講。
(二)掌進士“朝考”之事：清代科舉制度，每科於“殿試傳臚”後，禮部以新進士名冊送翰林院，由掌院學士奏請“御試”於保和殿。
(三)論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冊寶文(冊立、冊封后妃)、冊誥文(冊封王公)、碑文、諭祭文等。此外，纂修實錄、聖訓、本紀、玉牒及其他書史，或由翰林院承辦，或由翰林院派編修、檢討參與纂修。而對書史的編輯校勘，則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職務。
(四)稽查史書、錄書：六科根據紅本輯錄的史書(送內閣)，錄書(存科)，爲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兩人專司稽查。
(五)稽查官學功課：宗人府的宗學、覺羅學，內務府的鹹安宮官學及八旗的官學，都派翰林官稽查教習功課。
(六)稽查理藩院檔案：理藩院的檔案關係重大，須隨時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入值侍班：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諭，翰林各官，原系文學侍從之臣，分班值宿，以備顧問，並在景雲門內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入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書房侍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定於圓明園值班。
(八)扈從：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內外及王府等處，翰林院例應派員隨從。
(九)每遇直省文武鄉試、會試、殿試時充主考官、讀卷官;順天鄉試，掌院學士充正、副主考、侍讀、侍講以下擔任考官。各省鄉試，學士以下、編修、檢討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會試，掌院學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讀、侍講學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會試，侍讀、侍講學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選、教習庶吉士：開列教習庶吉士職名，從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中選擇學問優異者擔任小教習。
翰林院內部組織有典簿廳與待詔廳。
典簿廳掌奏章、文移及吏員、差役的管理事務，並保管圖書。額設典簿滿、漢各1人，孔目滿、漢各1人，筆帖式若干人(滿40人，漢軍4人，分在兩廳辦事)。
待詔廳：掌繕寫、校勘之事，額設滿、漢待詔各2人，筆帖式若干人。滿待詔掌校時，翻譯章奏、文史;漢待詔掌校對，繕寫所撰之史。
溯源流變
翰林，即文翰之林，唐代武德時期，高祖設立由各種藝能之士供職的翰林院，除文學之士外，醫卜、方伎、書畫、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選，以待詔於院，史稱“翰林初置，雜流並處”。玄宗時，遴選擅長文詞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制，翰林院因此逐漸演變爲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任職者稱翰林待詔。此前，起草詔制本是丞相府屬官“中書舍人”之專職，而玄宗以其草詔難以保密且難應急需，從而挑選擅長文學之親信官員充待詔，以備草擬急詔，兼有撰寫詩文、以頌太平之責。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學士院，將文學之士從雜流中分出，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品秩，以原品入值。從此，“職清地禁，雜流不入”。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職於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初置時，並無員額，後依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
憲宗時，擇其中資深者一人爲承旨，以統領諸學士。“安史之亂”後，戰事頻繁，翰林學士地位愈發重要，不但在草詔方面分割中書舍人之權，且在得參謀議論方面分割宰相之權。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爲宰相。隨着時光推移，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工日趨明確。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佈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內製;而中書舍人負責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外製。二者並稱兩制，而內製重於外製。
宋沿唐制設學士院，也稱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充皇帝顧問，宰相多從翰林學士中遴選。北宋前期，翰林學士亦無品秩。元豐改制後，翰林學士承旨和翰林學士成爲正式官職，正三品，不任他職，專司內製，例加知制誥銜。此外，宋因唐制，另設專掌方術伎藝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此做法也影響到其他少數民族政權。
清因明制，設翰林院。置掌院學士兩人，滿、漢各一人，從二品，是侍讀學士以下諸官之長，其他翰林官設置多因命制。而自康熙時起，掌院學士歷由殿閣大學士兼領，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僅升遷較他官爲易，而且南書房行走及上書房行走例由翰林官爲之，因而與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較多接近機會，多蒙優待厚遇。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師制度，文脈與人脈相互交織，使翰林影響延伸至各個領域。翰林在知識界享有崇高聲望，對社會的方方面面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力。翰林院制度不始於清代而以清代爲最完備，資料最爲豐富，機構最爲龐大，品秩最爲突兀，規模最爲壯觀，是集歷代大成的產物。
科舉制度
翰林院自出現便與科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發軔於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選舉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其核心是通過考試以選拔官員，以制度的形式保障並促進社會成員規範化地垂直流動。此制儘管有其種種欠缺與不足，而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卻不失爲一項較爲公正的選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緣、地緣侷限，確立了以文化爲本位的標準，成爲與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並行的另一標準。科舉制度給無數棲身社會下層的民間士子帶來了出頭的希望，爲其扶搖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階梯。諸多寒士終日苦讀，以期博得金榜題名。歷代王朝統治者則藉此網羅到大批知識精英，既提高了統治效能，鞏固了統治，也消弭了民間可能孕育的躁動與不滿，在延長王朝壽命，緩解統治危機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 在科舉制的發展過程中，翰林院逐漸成爲文化層次最高的官僚機構。
自唐代創翰林學士草詔並應奉文字之責後，靠科舉而晉身者的比例逐漸增加。宋代，科舉制度與翰林院制度接軌。至明代，翰林院成爲外朝官署，並規定一甲進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狀元授修撰(從六品)，榜眼、探花授編修(正七品);還創立庶吉士制度。所謂庶吉士，就是在新科進士中再行選拔，以《尚書·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簡稱名之，在院學習三年後再試，合格者留院，稱留館，餘者外委爲他官。但因曾就學於翰林院，世人對不能留館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視之。自此，“非進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廢丞相之後，成祖設內閣，置大學士，與丞相相類。大學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院成爲培育高級文官的搖籃和涵養高層次學者的場所。
清代科舉，沿襲一甲進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進士則通過考選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稱爲朝考。名義上由皇帝親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親筆勾定，稱“欽點翰林”。爲了防止冒濫現象，還在會試與殿試間增設複試，複試合格者方準參加殿試。另外，對已經躋身翰林者，創立大考制度加以監督和激勵。制度之嚴格、措施之細密可知一斑。爲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清廷仿宋朝故事，實行制科徵士，大批漢族士人被羅致入彀，直接進入翰林院，以成士林佳話，影響並吸引知識分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人闡述明清科舉制度，多囿於成說，只談秀才、舉人、進士三級結構，以考中進士爲科舉制度的終結;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則從府、州、縣學直至國子監，以及清代出現的八旗官學、宗學、覺羅學，就以爲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機構。兩者於不經意間，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養制度摒棄於視野之外。其實，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由進士館選而庶常，庶常而留館，加之清朝特創的翰林大考、考差，無不是科舉制度的延伸和發展，悄然又於三級結構之上又多出一個層次——翰林。所以筆者依此提出了明清科舉制度爲四級人才結構的新見解，並日益得到學界的認可與採納。瞭解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羣體，不僅可以加深對歷史上科舉考試製度的瞭解和認識，同時對全面瞭解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和體系也具有啓迪意義。
由於長期施行科舉制度，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不少學術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學術世家無論從層次還是規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出現了大量“翰林世家”。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張氏。自康熙朝張英始，至來孫聰賢，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無間斷，誠爲空前絕後之盛事。從時間方面考察，以張英得館選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聰賢得館選之嘉慶十年(1805年)止，該家族綿延於翰林近140年，足見其家風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兩世翰林之家更多，成爲士林一道特殊風景。
民族交融
自秦漢以來，中國尤其是北方地區諸多民族交匯頻繁，少數民族其興也勃，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其統治之下。北魏鮮卑拓跋、遼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憑藉其強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國北部建立政權，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滿族則更是建立起統治中國全境的中央政權。其中，清朝統治時間最爲長久，約二百七十年。清朝作爲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各項制度上不能不帶有深深的自身烙印。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創殿試一甲頭名即狀元例授翰林院應奉的制度，使翰林與科舉不可分割;元代創立蒙古翰林院，使將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論，除漢族出身者外，不乏滿、蒙翰林躋身其間，還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數民族的優秀士子得選，遂使翰林院成爲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交匯、融合之所。翰林院爲此專門制訂一系列相關制度，頗具獨創性。
《易經·益卦·彖》有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清代滿族統治者因有翰林培育，漢學功底精深，深諳損益之道。爲不傷漢族士人自尊，特定“滿不點元”之策，即滿族士子例不點狀元，頗合“損上益下，民悅無疆”之理;而爲提高本族總體文化水準以適應統治需要，自皇帝、皇子至普通旗人，皆如飢似渴地學習漢文化，使一個文化層次原本較低、與漢文化體系差異巨大的關外民族，在數十年內便完成了知識主體的根本轉換，面貌煥然一新。尤其是上書房的建立，乃專爲皇子讀書而設。因有培養未來皇帝之責，特延請翰林官爲師傅。在皇室表率下，滿蒙貴族及官員乃至平民紛紛移樽就教，文風大盛，重師重教成爲時尚，對提高滿蒙等少數民族的文化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頗合“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旨。有清一代，滿蒙文人輩出，名士如雲，正是“名師出高徒”的結果。
另外，清代尚有皇帝特准而入翰林一途，無需科考，稱爲特選館職，但隨着形勢的發展和滿蒙士人漢學水準的提高，除有相當一部分滿蒙士人以館選方式進入翰林院成爲正式翰林官之外，還創造了外班翰林之法，即揀選科甲出身(進士、舉人)之滿蒙官員進入翰林院，以保翰林清望。而當時朝野將舉人出身的滿蒙翰林戲稱爲“鬥字翰林”。“鬥字”者，識字少之謂也。以翰林之人材翹楚者而被冠以“鬥字”，其褒貶之意顯而易見。隨着滿蒙翰林羣體的不斷壯大，總數達600人之多。其對滿族蒙古族整體文化修養的提高方面起到過強大的引領和促進作用。文官、武將行列中到處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其影響遍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諸多領域。
在此過程中，滿蒙科舉世家也應運而生，甚至出現了四世翰林之家，即滿洲正白旗索綽絡氏家族。該家族翰林之盛，始於德保。乾隆二年(1737年)，德保以三甲進士獲館選，後留館任檢討。其後又有其子英和，其孫奎照、奎耀，曾孫錫祉入選翰林，四世五人躋身翰林，爲滿洲科舉第一家。當奎照點翰林時，德保家族得入玉堂已累三世。朝野一致稱道，認爲乃滿洲之清望。乾隆之子、著名書法大家成親王永瑆乘興揮毫，命人制成“祖孫父子兄弟翰林”一匾以贈，世人榮之。至錫祉入翰苑，更爲一時佳話。上所好，下必甚焉。長此以往，滿蒙兩大民族形成了濃厚的敦儒崇學的社會風氣，勢在必然。
滿族以馬背民族起家，講求“文武並用”，翰林院不僅是培養高級文官的搖籃，且有不少將軍悍將亦翰林出身。滿蒙翰林中，多有持帥印、掌軍旅之機會，如雍正朝的年羹堯、嘉慶朝的那彥成等，便是典型代表。此輩亦文亦武，大有儒將風采。
由於清代翰林羣體居於科舉金字塔型人才排列的頂端層次，而有機會接觸最高統治者，不僅得以入值南書房而草擬詔書，參與機要;且入值上書房訓導皇子，皇子一朝繼位，翰林便成帝師。諸如康熙朝張英、李光地、熊賜履、湯斌、法海、徐元夢，雍正朝張廷玉、朱軾、嵇曾筠，乾隆朝蔡新、那彥成，嘉慶朝汪廷珍、徐頲，道光朝杜受田，咸豐朝及同治朝李鴻藻、光緒朝翁同龢等，無一不是名重一時的博學碩彥。他們以人品與學識砥礪並哺育新一代統治者，與之相互影響，爲提高其綜合素質發揮過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