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外來文學葉渭渠先生總結爲四點:“一是大陸(中國、印度)佛教文學思想;二是中國儒、道文學思想(朱子學、老莊哲學);三是西方基督教人本主義;四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
反映在奈良、平安時期主要是前兩點，古代日本深受中國特別是唐朝文化的影響，其教育制度基本上照搬唐制，針對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高明士《日本古代學制與唐制的比較研究》;王桂《日本教育史》;日本學者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樑忠義《日本教育》。這四部書從不同角度對日本教育制度進行清晰的分析與研究，讓讀者對古代日本教育制度有了宏觀把握。還有對整個東亞教育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一一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爲中心》。
相關論文有廈門大學吳光輝《日本科舉制的興亡》對科舉制度在日本盛行情況作了深入分析，解析科舉制在日本消亡的原因;陳偉《古代日本與唐朝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較》就日本官制下士子的出身與唐制進行比較剖析;肖瑞峯《日本有沒有實行過科舉制度一一讀日本漢詩獻疑》從漢詩角度辨析日本有無科舉制，最後得出日本沒有科舉制結論。以上針對日本教育制度的研究要麼是宏觀上教育發展史的梳理，要麼是一個時代的某一教育問題探討，具有一定侷限性。而教育上經學與詩學地位變革的研究相對薄弱，探討詩學發展的制度依託存在空缺，本文意在從這方面入手進行詩學影響研究，以補充唐日書籍活動研究的不足。
近30多年來東亞域外漢籍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張偉伯教授主持的“域外漢詩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孫文主持的“《船舶書目》研究”等課題。還出現了專門研究機構，如2000年南京大學成立了“域外漢學研究所”，2005年上海師範大學成立“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
臺灣地區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有由“聯合報文化基金會”主辦的“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至今己經舉辦了十餘多次。21世紀以來有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診釋傳統”整合型研究計劃。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域外漢籍研究漸趨擴大與深入，而日本是東亞域外研究的重點，唐朝又是中日交流的重中之重。因此唐日交流研究逐漸增多，從政治、歷史、文化、藝術、建築等方面出發的研究絡繹不絕，但從漢語詩學教育方面研究唐日漢籍傳播影響還存在一定短板，這種新角度的研究既可梳理出唐日漢籍傳播的脈絡，釐清唐日兩國文化走向，又可探究出日本在奈良、平安時期文化教育的發展情況，有利於把握兩國的文學走向。故本題試圖通過漢語詩學在日本的發韌、興盛及形態進一步探究唐日漢籍傳播的影響，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大和國更名“日本”大抵於唐朝時期，唐前正史記載皆稱“倭”。《隋書·樓國傳》:“大業三年(607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隋朝時期，樓國天皇妄圖稱自己爲“日出處天子”，而這種稱呼讓隋場帝不爽，因此改名沒成功，但可見“日本”二字的由來。
《舊唐書》中分別載有《樓國傳》與《日本傳》，兩傳的時間截點在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因此樓國改名爲“日本”的時間當不晚於公元648年。而大和國在大化元年(645年)給高句麗、百濟使節詔書中使用了“日本”這一名稱。不久，中國也接受了這一稱號。《新唐書·日本傳》:“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樓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金富試《三國史記·新羅紀》文武王十年(670年)十二月載:“十年十二月……樓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名。”所以樓國正式更名爲“日本”約在公元645年至648年之間，被周圍國家普遍接受與使用應該在公元670年左右。
公元七至十世紀，中日兩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往來頻繁，由此促成了日本各項制度革新，國力得到提升。唐朝盛名遠播，成爲東亞政治文化中心。這一盛貌離不開以書籍爲載體的文化交流，而兩國的書籍交流早在唐前就己展開，因此要釐清唐日書籍交流情況，首先需要了解唐前中日書籍傳播情況，弄清唐日漢籍傳播發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