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滅親”一詞，出自春秋時一個真實的故事。《左傳》有詳細記載——衛國的公子州籲，是衛莊公寵姬所生，因受寵愛而驕奢無度，放蕩不羈。大夫石碏對莊公勸諫說，愛憐兒子就該教他走正道，過度受寵和享祿，會使他走上邪途，最終成爲禍害，國君若對此不加約束處置，禍患是會很快到來的。石碏苦心的勸諫，莊公只當是耳邊風。後來，衛莊公去世，他的兒子姬完繼位，是爲衛桓公。沒過多久，石碏便告老退休了。
石碏的兒子石厚跟州籲交往熱絡，石碏屢次加以勸阻，毫無用處。終於有一天，州籲殺了衛桓公，自立爲國君，石厚也是弒君行動的參與者。州籲剛坐上君位不久，便糾合宋、陳等國攻打鄭國，想以顯示兵威，來安定君位，結果更激起民怨沸騰，衆叛親離。州籲爲此惶然無計，讓石厚向他父親請教安定君位的良策。石厚便去向父親求教。石碏說，若能朝見周天子，就可以借天子之威安定君位。石厚問如何才能朝見周天子，石碏說，陳桓公現在得到周天子的寵信，衛、陳兩國正邦交和睦，如果去陳國拜見陳桓公，求他代向周天子請命，必定可以獲准朝見天子。石厚將父親的主意告訴了州籲，他們都覺得這是良策，於是一同去陳國拜見陳桓公。
就在州籲、石厚出發之前，石碏暗中派人趕赴陳國，給陳桓公送去密信，信中說：衛是個小國，我已經年邁，無能力平息內亂，州籲、石厚兩人確是弒君的兇手，趁他們來拜見時，敢請國君將這二人按弒君者處置。陳桓公知道石碏是衛國賢臣，所以，在州籲、石厚一到陳國，便將他們擒押起來，並請衛國派人來處置他們。不久，衛國派一個右宰，到陳國濮地殺了州籲，石厚則被石碏指派的一個家臣誅殺。——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719年。當時的君子稱道石碏是一位純正的大臣，他痛恨州籲弒君以及石厚助其爲虐，因此將他們除滅。《左傳》對此讚歎說：“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在《春秋》中，對此事件僅記爲：“戊申，衛州籲弒其君完”及“九月，衛人殺州籲於濮”兩語;詮釋《春秋》的《公羊傳》，也隻字不提是石碏施計除滅弒君者州籲和兒子石厚，而且對石碏立公子晉爲衛宣公還有非議：“立者不宜立也”，“石碏立之，……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明顯否認石碏立衛宣公的合法性。這是不是“微言”(隱約指責)石碏殺子之非呢?按照儒家“親親相隱”的準則，石厚雖然有惡行，但畢竟是血緣之親的兒子，石碏當設法使他與州籲切割，或者將他隱藏起來，至少不能忍心置之於死地吧。
在中國古代，石碏“大義滅親”並非是孤例。據《呂氏春秋》記述，墨家鉅子腹住在秦國時，他的兒子殺了人，按法應處以死刑;秦惠王對腹氏說：“先生年紀大了，也沒有別的兒子，我已經命令辦案的官吏不處死他了，先生就聽從我的吧。”腹氏說：“墨者之法規定：殺人者處死，傷人者受刑。以此厲禁殺人和傷人的行爲，這是天下的大義。君王雖然施恩免我兒子死刑，但我不能不恪行墨家之法。”腹氏沒有依從秦王，結果兒子還是被處死了。在這個故事裏，作爲父親的腹氏沒有千方百計爲兒子隱罪，也沒有設法讓他隱藏起來，甚至也不領君王的恩免之情，這實在是儒家“父爲子隱”的反例。《呂氏春秋》以此作爲“去私”的範例，讚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類似的例子還能找出一些來。不過，古代的“大義滅親”，一般都是父(母)對於子，或者夫對於妻(妾)之類，而不能倒過來，父親有惡行逆舉，兒子以“大義”予以誅滅，這樣的事例，幾乎沒有。《三國演義》裏呂布殺董卓，董只是義父，兩者並無血親關係。
在《韓詩外傳》中記有一則故事：楚國有個名叫石奢的士人，他爲人秉公正直，楚昭王任命他執理刑法。有一天，石奢在途中恰好看到有人被殺害，馬上便去追捕那個殺人兇犯，可沒想到追到殺人者，竟然是自己的父親!於是他放過老父，任其逃匿，自己趕回朝廷。他對楚王說：“那殺人者是臣的父親，若以刑處父親來執行法政，這是不孝;而不執行國君之法，則是不忠。因放縱罪行枉廢刑法而以死承擔罪責，這是臣應當做的。”楚王不忍石奢爲其父擔罪，說：“你已經追趕而沒能追到，這有什麼罪呢?”石奢說：“國君赦免，是主上的恩惠;但爲臣者不能棄失國法，是在下當守的義理。”於是石奢自己將脖子伏在斧鑽上，終至頸裂血流，死在衆目睽睽的朝廷上。當時的君子感慨地稱讚：“貞夫法哉，石先生乎!”
這個故事可以證明：古代的“大義滅親”是單向的，是(親倫之序)上對下的。所以，正直的執法官石先生不能“滅”了殺人的親爹，而只能“滅”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