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軍刀割得滿身都是血，因爲過後我又想辦法要逃跑，就用棍子打我的胸部，很痛苦……
海南三亞崖城的慰安所
1939年，侵華日軍佔領海南島後，先後在三亞、陵水、保亭等地建立多個慰安所。被抓進慰安所的，大多都是隻有十幾歲的黎族和苗族女孩子，阿婆們的噩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2006年2月，一些日本民間友好人士來到海南，和他們一起同行的還有中國律師康健。從1995年開始，康健律師和這些日本人一直無償地爲中國戰爭受害者提供幫助。這兩個日本年輕人是第一次來中國。
不迴避自己遭遇的陳阿婆
陳金玉是我們採訪到的第四個阿婆，對於過去的經歷，她同樣沒有迴避。
陳金玉：因爲以前有過這個事實，我應該把過去的事情講出來，叫大家知道。就像你們現在來採訪，我也接受下來，難道讓我逃避嗎?
陳金玉阿婆的噩夢是從沒有向日本鬼子敬禮開始的。
陳金玉：每次經過日本軍營的時候，我們都被要求要敬禮，那一天，我路過門口的時候，沒有立正敬禮，結果就被抓起來，要進行體罰。
翻譯：當時罰她做四角牛，四肢是這樣子趴下來。她是腳這樣子，是這樣子，你要是壓下去，下面就有一個軍刀，要是往上呢，上面也有一個軍刀。是這樣子，用手指就這樣子，那我做不了。足足罰她三個鐘頭。
陳金玉：要死人呢。
陳金玉：很苦啊，全身都被雨水淋溼了，在地下面都打滾，泥漿都打出來了。
在大雨中，陳金玉阿婆被整整折磨了三個小時，但是，當時她根本就沒有想到的是，這場噩夢纔剛剛開始。
陳金玉：從那以後，日本隊長就專門盯上我，作爲強暴的對象。還小呢，14歲被強姦。那時候還沒有來月經。
當年，被日軍強暴的時候，陳金玉阿婆的年齡和這些女孩子差不多，她也曾經有過這樣快樂的少女時光，但是，就是這個地方，改變了阿婆的一生。
在距離河邊100米的地方，就是當年關押陳金玉的慰安所，幾年前，老房子剛被拆掉，改成了商鋪。
保亭縣加茂農場，慰安所所在地。
被抓到這裏的第三天，趁着到河邊洗澡的機會，陳金玉曾經試圖逃跑，但很快她就被抓了回來。
陳金玉：後來看到我，就把我抓去，綁在樹上，用棍子打我。還拿東西劃我的臉。他說，你漂亮是吧，我就用刀劃你的臉。臉上出了很多血，被綁的地方都是血了。滿身都是血，因爲過後我又想辦法要逃跑，就用棍子打我的胸部，很痛苦…
陳金玉阿婆先後逃跑了三次，但都沒有成功。
陳金玉：日本鬼子都是畜生。哪懂什麼東西。看見女人就像看見命一樣。苦就是苦啊，不說了，再說我就哭了。
半個小時之後，阿婆走出了房子，她說可以繼續接受我們的採訪。
陳金玉阿婆心靈手巧，至今還保留着黎族人的習慣，自己紡棉花，自己做筒裙。陳金玉阿婆生了5個孩子，本來，她應該擁有一個幸福的大家庭，但是，自從結婚以後，阿婆一直都沒有享受到爲人妻爲人母的快樂。
記者：結婚之前丈夫知道過去的事嗎?
陳金玉：不知道這個事，婚事是由父母作主的，沒跟他說我過去的事。他後來知道了以後想把我扔出去，他說我被日本人強暴過，所以不要我了，後來因爲他父母反對纔沒有離婚。在這個家裏，阿婆一直過着孤獨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在打理，從丈夫去世到現在，已經快20年了。
陳金玉：感覺很孤單，但是因爲過去的事情，小孩纔不想跟我住在一起，我也不好意思跟小孩在一起住。
在陳金玉阿婆家裏，我們發現了老人爲自己準備好的棺材。
陳金玉：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個了。
已離開人世的兩位苦難阿婆
從2001年海南8位阿婆的故事公開之後到現在，6年的時間過去了，8位阿婆當中已經有兩人先後去世。
這是黃玉鳳阿婆的家，她是在4年前去世的。
黃玉風，黎族;2003年病故。
黃玉鳳丈夫：這個是阿婆，這個也是阿婆，這個也是她。
在黃玉鳳阿婆14歲的時候，由父母作主，和阿公定了娃娃親。訂婚後不久，阿婆就被抓進慰安所。讓阿婆感到安慰的是，阿公並沒有因爲阿婆的那段經歷而退婚。
黃丈夫：我也不嫌棄她。當時日本人有槍有炮，勢力大，是硬搶過去的，我也沒辦法。不過她愛我，我也愛她，我也不能扔下她，她是被日本人硬搶過去的。
結婚後，黃玉風阿婆和丈夫一起生活了53年，因爲沒有兒女，阿婆和阿公成爲了彼此唯一的依靠。2003年，黃玉鳳阿婆離開了這個世界。由於曾被日軍蹂躪，阿婆一直無法生育，這也是她作爲一個女人一生最大的遺憾。
考慮到沒有子女，在阿婆去世之後，阿公爲她做了一個特殊的墓地。
黃的丈夫：到老了我就想着沒有人管了，以後到了清明節也沒有人去拜，所以給阿婆座墳墓的時候，墳墓的下面我就用磚來砌，還鋪上了一層水泥。上面一層我鋪上了瓷磚，我把她砌得好好的，這樣的話就不會長草了，即使以後世世代代沒人來拜祭，我們也就不怕了。
在我們的拍攝快要結束的時候，爲我們擔任翻譯的陳厚志先生帶我們來到了這裏，這裏埋葬着一個韓國老人，名叫樸來順。和我們採訪的其他幾位阿婆一樣，她也曾被關押在海南的慰安所。儘管陳厚志先生兩年前來過這裏，但是因爲這裏比較偏僻，到處雜草叢生，樸來順的墓碑尋找起來非常困難。
陳厚志：找到了，真不容易，韓國的阿媽妮。到處都是草。
樸來順：1915年出生，韓國慶尚南道人。
這是樸來順去世前兩年，接受採訪時的紀錄。
1940年2月，日本軍隊在我的家鄉徵集年輕女子組成的“戰後地勤服務隊”，宣傳說這是支持大東亞聖戰，婦女到中國去只是做飯、洗衣、照顧傷員，每月還有工資可以寄回養家，我當然願意。
1941年2月，我抵達海南，那一年我26歲。
3月16日，我終身難忘的屈辱日子。那一天，我們被日軍強暴。
日本戰敗後，我由於身體虛弱，留在了中國。1948年，我和朝鮮人石建順結婚，雖然沒有兒女，但生活還是美好的。
1955年，與我相依爲命的石建順病故了，扔下我一個人。
從26歲離開父母親人來到中國，到79歲去世，樸來順一直沒有回過故鄉。
你問我想不想回韓國，我不想回去了，在韓國我只生活了25年，而在中國我生活了53年，大家像姐妹一樣對待我，沒有歧視我這樣飽受屈辱的女人，我捨不得離開。我只祈望以後再也不要發生可怕的戰爭，這是我最後的心願。
滅絕人性！揭祕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五大手段【圖】
隨着戰爭擴大和升級，日軍更加殘暴搶奪各地女子充當慰安婦。
日軍如何強徵中國慰安婦早在日本對華戰爭爆發以後，日軍高層便號召部隊“搶糧於敵”，“在當地自己養活自己”。在這一口號下，日軍需要的各種物資及補給品均搶自中國戰場，其中當然也包括性奴隸“慰安婦”。
隨着戰爭的擴大和升級，侵華日軍人數的增加，日軍更加殘暴地搶奪中國各地女子充當慰安婦。在中國佔領地和戰場上，日軍主要通過使用肉體暴力、綁架、強迫、欺騙等手段和途徑來徵集中國慰安婦。被擄掠爲慰安婦的中國婦女的職業有教師、工人、農民、學生、職員、尼姑、修女、店員等。
日軍強徵擄掠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有以下五大手段：
一、使用暴力強行擄掠當地婦女。日軍在戰場或佔領城鄉時，公開搶奪中國婦女，這種做法對於滅絕人性的日軍來說，是最爲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也省去了許多麻煩的手續。
據有關資料記載，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後，便在城鄉各處搶奪中國年輕女子，他們當衆“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一面讓我們的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一面又讓充他們的獸慾”。
滅絕人性的日本鬼子排隊等待發泄獸慾。
日軍殘暴地強暴婦女後，還無恥地逼其裸露照。
日軍佔領杭州後，包圍凌橋難民收容所，然後強令200多名婦女脫去衣褲，堆積燒燬，以防備婦女逃跑或自縊，隨後在地上鋪滿稻草，將搶來的棉被鋪上，逼迫婦女躺在上面，夜間日本兵便成羣而至，將難民收容所變成了暴虐的強姦所。在揚州，日軍佔領了繁華的銀座街的一幢3層飯店，搶劫了60名當地姑娘，從而設立了城裏最大的慰安所。日軍佔領蕪湖後，首先要做的就是搶劫婦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輕美貌的尼姑充當慰安婦。
後來又在對周邊地區掃蕩時搶奪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日軍第2957部隊佔領湖南衡陽附近的村莊後，立即抓了兩名美貌的十六七歲的少女回兵營，一個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從今日起開設慰安所，各位請來光顧。”日軍特務永富博道在“亞洲戰爭的真實證言”國際電視會議上公開證言：在南京大屠殺過程中，有大批的中國婦女被押送到由他一手籌建起來的6個慰安所裏，充當慰安婦。
他回憶說：“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我作爲日軍特務機關的一名成員，專門負責誘拐中國婦女。部隊從上海向南京進攻途中，我親自負責設置了6個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難的中國年輕婦女誘拐到慰安所”。
日軍佔領海南島後，即派部隊到村寨去強捕少女，供其開設慰安所。或者在強徵的勞工中，挑選美貌的漢族、黎族女子投入所謂“快樂房”的慰安所。1940年日軍一部侵入山西省方山縣掃蕩，在設立據點後，立即要求僞政權徵召慰安婦。於是，僞政權將慰安婦的人數攤派到各村，日僞宣稱有女人的交女人，沒女人的交大洋，最後，不僅建成了慰安所，還發了一大筆財。
二、日軍設下各種圈套，引誘婦女墜入陷阱。常見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婦等名義進行誘騙。
佔領上海後，日軍的特務部門便在市中心的“租界”裏誆騙婦女：“他們放出野雞汽車，候在娛樂場所前面，等顧客上車後，汽車飛也似地馳着，到了僻靜地方，將男子拋下或幹了，女客便從此無影無蹤。”一時，“孤島”內失蹤女子無數，人人自危。
接着，日軍又在大街小巷張貼招工啓事。19歲的中學畢業生阿珠，由於父親所在的工廠倒閉，家庭生活陷入困境，這時，她在報紙上看到廣告：“某公司爲擴充業務起見，擬添聘女職員數位，凡年齡在16歲以上、25歲以下，略識文字者，均可應聘，尚能粗通國語或日語者更佳，月薪50元，有意者請至某處面洽。”
徵得父母同意後，阿珠便去應聘了，主考者見阿珠長得如花似玉，當即簽約。豈料原來這裏是個誘騙慰安婦的機關，從此，阿珠陷入魔窟，不知所終，父親爲見女兒，望穿雙眼。
日軍殘暴地強姦婦女後，還無恥地逼其裸露下體拍照。
被日軍強暴後殘害的南京婦女。
日軍佔領桂林時，也以設立工廠爲名，招募女工，然後強迫她們充當軍隊性奴隸。日軍佔領廣州、香港後，以招募赴海南的護士、醫務人員爲名，騙招三百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當部分是學生，小的僅17歲，大的也僅20歲，她們被押至海南昌石縣石祿慰安所，從此掉入人間深淵。
在海南島，日軍經常組織“戰地後勤服務隊”，他們唆使漢奸張貼廣告，鼓吹說服務隊的任務是給日軍官兵洗衣服，照顧傷員和打掃營房衛生，誘騙婦女參加。甚至還派人到上海、廣州、香港等地招聘遊說：“海南島開辦大醫院，招聘大批姑娘學習當護士和護理，薪水高，到那裏去做工有吃有穿，還有大錢寄回家。”於是有不少受騙女子前來應募，這些人到海南後，被統統押進慰安所，陷入暗無天日的人間魔窟。
三、日軍佔領一地，形勢稍稍穩定後，便依靠漢奸組織協助，挑選婦女充當慰安婦。其中的一個手法便是藉口登記“良民證”，挨家挨戶地挑選年輕貌美的女性。
在南京陷落時，日軍除了經常到國際安全區強姦婦女外，也利用發放“良民證”之際，從中拉來數千名中國婦女，這些婦女沒有一人逃過被強姦或虐殺的厄運;其中的一些人還被運往東北，充當關東軍的性奴隸，從此再無下文，無人知曉她們的生死命運。
1939年初，在日軍的指使下，山西文水縣的僞政權曾張貼布告，明令徵用婦女，其全文如下：
文水縣公署訓令，差字第一號令：南賢村長副，爲訓令事。查城內賀家巷妓院，原爲維持全縣良民而設，自成立以來，城鄉善良之家，全體安全。惟查該院現有妓女，除有病者外，僅留4名，實不敷應付。
頃奉皇軍諭令，三日內務必增加人數。事非得已，茲規定除由城關選送外，凡三百戶以上村莊，每村選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歲左右確無病症、頗有姿色者爲標準，務於最短期內送縣，以憑驗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維持會供給白麪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炭一百餘斤，並一人一次給洋一元，此外遊容贈予，均歸妓女獨享，並無限制，事關緊要。
因反抗日軍強姦而被刺30多刀並流產的李女士在南京鼓樓醫院醫治。
這位18歲的女子，被日軍搶去38天，每天強姦7至1O次，後因染上3種性病才被放回，這是她在金陵大學醫院的照片。
文中可謂謊話連篇。因設立了供應日軍的慰安所，所以“城鄉善良之家，全體安全”。但賀家巷慰安所的慰安婦們不堪凌辱，大多逃亡了，因此要城鎮、村莊挑選所謂的“妓女”送去慰安所，村莊哪來這麼多的“妓女”?沒有妓女就只能送良家女子了，但日僞還有條件：一是年齡20歲左右;二是“確無病症”，否則會將性病傳染給日軍;三是還要“頗有姿色者”。最後還以物質條件來誘惑農民，而且“遊客贈予，均歸妓女獨享，並無限制”。只有一樣是真的，就是“奉皇軍諭令”強徵。這是鐵的事實。
四、將戰場上不幸被俘的女兵強逼爲性奴隸。在各地戰場上，日軍極少設立女戰俘收容所，在戰場上被俘的女俘虜部分在審訊後即殺死外，其餘的便被日軍運送到偏僻的、荒涼的地區和前線去充當慰安婦，以防止她們逃跑或與抗日部隊取得聯繫。
根據1938年6月7日的日本軍方調查報告，在徐州戰役中，日本華北方面軍第2軍獨立混成旅第3旅團第6聯隊長小男一雄，曾將23名中國女兵從俘虜營中強行押至森林地帶，即今天的江蘇豐縣的昭陽湖，在那裏建立了慰安所，強迫她們成爲慰安婦。
這些女俘虜淪爲慰安婦遭日軍侮辱，有的便千方百計尋找報仇的機會，慰安所裏曾發生中國女戰俘刺殺壓在她們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敵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軍官兵對充當慰安婦的中國女戰俘比較警惕。
當這些女俘虜作爲性工具沒有利用價值時，通常被拖到空地上，作日軍新兵練習膽量用的活人靶子。在漫長的抗日戰爭中，不幸被俘的女兵的命運是極爲悲慘的，日軍第14師團士兵田口新吉這樣回憶說：
日軍在作戰中，一抓到這些人立即送到後方的大隊本部去。在大隊本部裏，如果她們受了傷，就由醫務室先給她們治傷，如果沒有受傷，則由擔任情報工作的軍官對她們進行審訊，這是通例。但是，這些中國女性就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雖然士兵們有時也偷偷傳說：這些當官的傢伙又幹好事了，但誰也不會去追查這些中國女人的去向。
一位老年婦女慘遭日軍無恥侮辱，欲哭無淚。
當時，日本軍隊中從來就沒有建立過女俘虜收容所，那麼這些女人被弄到哪裏去了呢?我聽到的一種說法是把她們弄去當慰安婦了。但是，那些有特務嫌疑的女人以及在軍隊軍中受過教育的女兵，是不可能讓她們進入一般的慰安所的。因爲如果讓她們進了慰安所，她們隨時都會逃跑，二是她們可以與有關部隊的工作人員取得聯繫，這是很危險的，因此，決不會把她們送到那種地方去。
那麼，她們被送到哪裏去了呢?都送到華北、華中一帶最前線地區的兩三個分遣隊據點裏去了。那都是些日本或朝鮮慰安婦無法到達的情況惡劣的地區。這些據點四周都建有圍牆，蓋有炮樓，每個炮樓由一個小隊左右士兵進行守備。那些俘虜來的婦女就是被送進這些據點裏去的。
這些被俘女兵極其悲慘的結局，讓日軍嚴重的戰爭犯罪行爲昭然若揭。
五、在大城市，日軍機關常常徵用現有的妓女來充實其慰安婦的隊伍。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成爲慘遭日軍蹂躪的慰安婦。
這裏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這些妓女並是甘願去做慰安婦的，她們往往被日軍或漢奸政權強徵，被迫充當日軍的性奴隸，有些沒有報酬，有些所得少得可憐。如1944年6月日軍當局強迫僞天津政權強徵妓女前往河南和唐山去充當慰安婦，人選確定後，日軍即派出軍醫進行檢驗，合格後由天津防衛司令部派人押送或由所赴慰軍地方的日軍派人直接到天津接收。
此後又強徵妓女到山東去充當慰安婦。妓女們爲逃避這軍隊性奴隸的悲慘命運常常以生病、家人有難等理由推脫，甚至在送往日軍部隊的途中仍設法逃亡。1944年6月8日，天津防衛司令部派遣中井曹長押送86名強徵的妓女前往河南郾城。在途中的20天裏，有幾乎是半數的42人逃亡而去。
在雲南騰衝發現的裸體慰安婦照片，女主人公爲被逼迫的朝鮮慰安婦樸永心。
慰安婦，一個伴隨着日軍侵略戰爭出現的新詞語，她們是在二次大戰中流盡血淚的女性團體，是被日本鬼子這頭戰爭怪獸吞噬了的一羣羔羊，日軍把她們作爲一種軍需品，是供它們發泄獸慾的工具。自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侵略者在這長達14年中對中國人民犯下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之一，就是侮辱姦淫了無數的中國婦女，其手段之慘無人道，堪稱“史無前例”。慰安婦這聽起來溫柔可親的稱謂，掩蓋着數不清的中國、朝鮮、韓國、菲律賓、新加坡及日本等亞洲婦女的斑斑血淚!
在亞洲日本的殖民地、佔領區和本土，慰安婦的總數在四十萬人以上，至少有二十萬中國婦女先後被逼迫爲日軍的性奴隸，日軍慰安所遍及中國二十多個省。但令人震驚的是，還有一批女人是爭做慰安婦的。在當時日本的戰時機制的鼓吹下，日本國確實有很多婦女是自願參與並組建慰安婦團。
在戰爭初期，一些單純的少女爲了“國家、“理想””而奔向了戰場。
日本慰安婦內幕：女子爲國爲家賣身是傳統
爲什麼日本女人自覺自願當慰安婦？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認爲兒女是家長的個人財產，家長有權力決定子女的終身，無論是買賣還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國的法律制訂律令的時候，就把中國法律中的“十惡”中禁止近親買賣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惡”改成了“八虐”。
日本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因爲當時日本買賣兒童和近親結婚的情況十分普遍。很多窮人由於生活所迫，都會把孩子賣掉，特別是江戶時期，人口買賣的情況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於交不起年貢，就拿子女當作抵押。
日本販賣兒女主要的對象還是女兒，在日本的封建社會後期，娼妓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女孩被賣掉之後都會成爲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這些女孩維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記載顯示，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即便如此，被賣掉的女孩也毫無怨言。
因爲她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爲了家的利益，爲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爲了家庭而被賣掉，不僅沒有人鄙視，甚至還會受到人們的稱讚。日本有一個賣身奉養母親和弟弟的女子，還因爲“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第三種則是在軍國主義宣傳下自願成爲慰安婦的
日本人認爲武士爲領主、大名家服務是奉公，僕人爲主人服務是奉公，而女人出賣肉體同樣也是奉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之元勳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國《每日新聞》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不希望廢除遊廓”，這裏的遊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來說，做妓女是高尚的，因爲她們是爲了盡孝道纔去出賣身體的。
當時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買賣少女的行爲，其實這種事情還是普遍存在的。雖然日本人表面上說是“出賃”，但這個事情的性質依然是買賣，而且很多父母也願意爲了幾百元而賣掉女兒。
他們和買賣少女的經紀人談妥之後，經紀人會付給父親一筆錢，然後把女兒留下。女兒之後需要做的就是靠出賣身體賺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愛之後，女兒都能拿到一些小費，用這些錢就可以逐漸還清這筆債務。不過一般都需要幾年的時間，除非遇到有錢人，願意付出一大筆錢把少女從妓院買回家。這對於日本的賣淫女來說，是一個美麗的夢。
雖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對以上的現象頗有微詞，甚至有些人還提議取締它，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表示無所謂。那些喜歡光顧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員還建議應該讓妓院更加繁榮，以此帶動消費的動力，增加國庫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訂的“遊廓政策”，導致當時的日本人大約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國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到了明治時代，妓院的繁盛情況不僅沒有減弱，甚至還藉助“中日甲午戰爭”而更加興旺。歷史記載顯示，在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之時，日本的軍人在一年之內就在人口只有10萬的出兵港口廣島，留下了2000多個私生子。
明治後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嫖娼的情況也因此更加嚴重。有人在當時做了一項調查，在吉原遊廓的門前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統計一下進入遊廓的嫖客人數。在晚上八點到九點，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 4 歲以下的大約有50人左右，1 4-1 7 歲左右的大約是170人左右，1 7-2 4 歲的大約500人。當時的年輕人後來回憶嫖妓的經歷時說：“那時逛妓院就像上廁所”。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提倡的“遊廓政策”一樣，當時的明治政府對遊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當時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廢除遊廓”，被日本人男人視爲“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認的“色男”。據說平時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藝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藝妓出身。伊藤博文認爲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爲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
在當時日本的戰時機制的鼓吹下，日本國確實有很多婦女是自願參與並組建慰安婦團。
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爲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
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關係。日本男人爲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爲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爲了國家犧牲，女人爲了戰士獻身，都成爲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爲日本妓女爲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爲了鼓舞軍人的鬥志而做慰安婦奠定了基礎。
明治時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農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針對日本經濟實力不強、資本積累不夠、在國際上影響甚微的情況，提出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爲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再一次發揚了他們的傳統，從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爲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麼爲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爲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爲“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
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爲“南洋姐”。
“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
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裏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佔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爭做慰安婦的日本女人
另外，從上世紀初年以來，妓女就開始聚集到南洋地區，當時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南洋地區經濟十分繁榮。日本的妓女到來之後，憑藉她們的溫柔和美麗很快就成爲好色男人們的寵兒。
日本妓女爲了國家甘心出賣自己的身體。日本的山崎朋子針對“南洋姐”的悲慘歷史，創作了一篇紀實作品《望鄉》。之後這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爲了同名電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賣春女的代名詞。
《望鄉》的主角阿崎婆的命運十分悲慘，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運甚至比阿崎婆還要悽楚、悲涼。《望鄉》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關海外妓女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慘的命運。
有一個1 8 歲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親是一名海軍軍人，在父親病死3年之後，她的母親包辦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爲不想結婚而離家出走到了神戶。到神戶之後，她遇到一個男人說要介紹一份好工作給她，於是八木品美就隨着這個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後淪爲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剛烈的女孩寧死不從。例如山口縣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對姐妹，姐姐1 9 歲，妹妹1 7 歲，她們一上岸之後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無法忍受這種生活，她們決定自殺。一天早上，她們趁着其他人還在睡覺的時候，光着腳跑了出來，尋找自殺的地方。當她們來到海邊的大棧橋準備投海自盡時，被人發現。
在加藤久勝創作的《船長日記》和《海員夜話》中，記錄了很多開往中國的日本輪船上的事情。
人販子在船上的時候，一般都會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裏。這裏無論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裏面的溫度越高，就好像蒸爐一樣。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幾個女孩藏在運煤船裏，由於人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懷疑，所以不能給女孩送水和食物，這些女孩只能忍飢挨餓。
幾天之後，由於船室缺水，終於有人打開了煤艙的門，發現了裏面滿臉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還發現了幾個女孩的屍體，她們都咬住水管，滿嘴鮮血。在一旁還有兩個男人的屍體，身上都是抓傷和咬傷。
除了煤船上發生過這樣的慘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幾個女孩被人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們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水流進了空水槽裏。女孩們嚇壞了，不斷的喊叫，但是沒有人聽見。水一點一點的漫過了她們的身體，幾天之後，船員發現從水管接出來的水有頭髮和白泡，而且還散發着一股臭味。於是，船員去水槽查看，發現由於南方氣溫高，水槽裏的屍體已經高度腐爛了。
其實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遠比當妓女的要幸運，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國沒有任何生活保障，老闆對她們隨意打罵。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會有人給她們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惡化，全身潰爛，含恨死在異鄉。
爭做慰安婦的日本女人
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匯款大約數百萬元，而在這些錢中，至少有63萬都是來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積累中，充滿了妓女的艱辛和痛苦。她們不僅爲了家庭和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岡日日新聞》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國》中寫道：“從島原的小濱署管轄內的4個村子遠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匯款達1萬2千多元。全島原的30個村子，合計突破30萬元。”
日本着名的人販子村岡伊平治在他創作的《村岡伊平治自傳》中，談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他說：“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不僅夫家，孃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日本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當時日本妓女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
“慰安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慰安婦”的作用就是爲了滿足日本軍人的獸慾，以便提高軍人的戰鬥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專爲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
在戰爭開始之後，日本軍隊每到一處便會首先建立兵營以及慰安所。所謂“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蓆圍成一個小屋，然後在地上鋪一塊褥子而已。每當“慰安”的時候，在“慰安所”的門口都會排着長長的隊伍。日本的士兵爲了節省時間都會先把衣服脫掉，由於慰安婦的數量有限，所以軍隊需要輪換。一個慰安婦在3個小時裏，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軍人。
遭到日軍官兵野獸般蹂躪的慰安婦，情況十分悲慘。在被稱爲“色性地獄”的慰安所裏，很多慰安婦在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站起來。有的被虐殺致死，有的不堪蹂躪自殺身亡。如果稍有不從或是反抗，日軍輕則施以飢餓，重則用軍刀割她們的乳房、剁她們的手腳，甚至讓狼狗把她們一片片撕爛以警告其他人。
雖然“慰安婦”在日本侵略軍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聞社的記者千田夏光纔在偶然間發現了一張以1938年徐州會戰作爲背景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穿着冬裝的日軍隊伍裏卻有兩個穿着和式服裝的年輕女人。日本軍法是不允許女人隨軍的，那麼這兩個女人是誰?於是千田夏光開始了相關調查，在經歷了5年的調查之後，終於把“慰安婦”公諸於世。他着寫的《從軍慰安婦》一書出版之後，轟動了全世界。
“慰安婦”的問題從此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逐漸瞭解了慰安婦的種種悲慘遭遇。日本“從軍慰安婦”是日本妓女之中命運最悽慘的一種妓女。在日本慰安婦中，雖然也有一些風塵女子，不過最多的還是因爲家裏貧窮而欠債的農村女孩。日本政府對這些家庭做出了允諾，只要把身體當作交換條件去戰場做慰安婦，就可以把欠債一筆勾銷。
日軍慰安所
在運送慰安婦去海外的時候，她們的代名詞是“軍用品”。她們就和真正的軍用品一樣，一旦到了戰場，就不再有人在乎她們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軍部隊中，只配備五六個慰安婦，這些女人要給大多3000個男人提供性服務。常常因爲連續接客數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婦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婦剛剛生過孩子，也要繼續爲軍人提供性服務。
慰安婦女們忍受的折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她們是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戰爭中，創造了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戰地妓女團”。這些“慰安婦”基本都會被疾病、飢餓、屠殺、自殺奪去生命，即便生存下來的人，也終身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中。
美國國務院在2004年6月14日，發表了2004年度《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國內存在嚴重性奴隸問題，這是美國首次就這個問題對日本進行抨擊。日本每年的色情業收入大約是900億美元。日本每年性行業的交易額，已經佔了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這和日本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
面對日本龐大的色情業市場，再次證明了日本國民對色情行業的支持態度，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隸嚴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國會議員表示，造成日本色情業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爲日本社會是男性支配的社會，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結構使日本社會對色情業的存在並不在乎。
由於國際社會上的壓力，日本的色情業曾經進行了多次改革，不過卻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是妓女輸出最多的國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開化”精神的，但是日本爲了國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業的態度，直到祕魯船“瑪麗盧斯號”事件發生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佈了“娼妓解放令”，又稱“牛馬解放令”。娼妓、藝伎等僕役按照法律規定得到了解放。不過，這次的解放是由於外界施加壓力造成的，並不是日本自願的，所以雖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卻只是表面現象，背地裏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業主的關係，不過是由過去一次性契約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賃的形式，人權依然沒有得到保障。色情業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到阻礙，反而更加順利。
1880年，第二次萬國廢娼聯合大會向日本政府遞送了廢止公娼制度的公告，並邀請日本政府派代表參加大會，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時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廢娼議案，又遭到了否決，理由是“收入較少的獨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認的賣春地帶”。另外，日本帝國的國土擴張也需要妓女來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國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視廳發佈了“關於廢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詐在文件中顯露了出來，文件稱：“不承認賣淫爲合法的工作，但有一個例外，不禁止個人爲了生計而自發的賣淫活動”。這看起來像是取締了賣淫活動，其實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權威辭典《廣辭苑》中，對“公娼”的解釋是“得到了公家承認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釋則是“沒有得到公認而營業的娼妓”。那麼按照這個解釋理解的話，這個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經是合法的公娼賣淫現在不合法了”，而“曾經不被承認的私娼賣淫現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業又進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這一次發表了“賣淫防止法”，這個法律針對的只是賣家，處罰的對象主要是“助長賣淫的行爲”。意思很明顯，想要繼續賣淫就必須改變形式。
日本的色情業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黃色娘子軍”爲日本的原始積累、經濟輸出、軍事侵略作出的“傑出”的、慘烈的奉獻更是不可忽視。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色情文化，還深深影響着日本人民的“性觀念”和價值取向。
荷蘭學者伊思·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書中把日本稱爲“無罪性娛樂天堂”，妓女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樣，對一個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日本的作家野阪昭如在《色情者》小說中，稱妓女在日本文化環境中對男性具有“母親”的象徵主義。
在日本，不論是平民還是政府，都對色情文化十分寬容，而現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隸等等問題，正是因此纔不斷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