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爲什麼會選擇歸隱田園?陶淵明的一生及轉變!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我們都知道陶淵明是歷史上第一位田園詩人，他的這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已成爲千古名句。不過陶淵明爲什麼會突然厭惡官場，選擇過上歸隱的日子呢?陶淵明曾擔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要職，看的出來陶淵明年輕時也曾想過走出一番事業。但後來陶淵明上任彭澤縣令僅僅80天便離職而去，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呢?下面就來了解下陶淵明的一生，以及他細想上的變化吧。
陶淵明曾在《命子》詩中追溯了自己家族的榮光。他說，陶這個姓，出自堯帝陶唐(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後來出現了陶舍(漢高祖時封侯)，陶青(漢文帝時宰相)，陶丹(孫吳時將軍)等大人物，陶丹的兒子就是長沙公陶侃，也就是陶淵明曾祖。他是晉室的中興之臣，如果沒有他，晉室早就垮臺了(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陶侃死後，陶氏家族迅速沒落，幾個兒子互相攻擊，爭奪繼承權，結果兩敗俱傷。最終其子陶夏襲封，後傳陶弘，陶綽之等。陶淵明是陶夏兄弟陶茂一脈，其父陶逸，他是第四代，名叫陶潛。
豪族大家也趁機清洗陶侃後人，稀釋陶侃遺留的政治影響力。陶侃諸子皆以勇武處世，卻無謙恭立身，沒有陶侃那種堅韌卑讓的品質，因此惹禍上身。陶侃死後，他的兵權被庾亮接收。有一兒子陶稱，在一次會議上當面頂撞庾亮(豺狼愈甚，發言急切)，還中途帶人離開會場。庾亮立刻派人在半道上將他誅殺。在給朝廷的報告上，罪名就是不孝。說陶稱在父親去世期間不守孝，還喝酒。
在這種險惡的政治生態下，陶氏子孫迅速認清了形勢，很快往低調靠攏。陶淵明有一伯父陶淡，打小喜歡仙術，一生沒有娶妻。祖上留下財產千萬，從不過問一句。最後離家出走，隱居深山，服食絕谷，不問世事，蓋幾間小茅屋住着。每天研讀易經，養一頭白鹿做伴。如果有人拜訪，立馬搬家，讓他們找不着。州里想舉他爲孝廉，他聞之落荒而逃，人們再沒有見過。陶淵明父親陶逸，也是終身隱居不仕。喜怒不形於色，動輒離家出走，寄跡風雲。
由此可見，陶侃死後，襲封的那一支靠着父祖餘蔭在仕途上還能勉強支撐，而沒有襲封的幾支想在仕途上發展，就只有走“立名”這條路了。
漢魏時期以名教治天下。何謂名教，即因名立教。體現在用人方面，就是鼓勵大家求名，憑着這個名來選拔官員和推行教化。魏明帝時曾對此表示懷疑，問盧毓：“名如畫餅充飢，不可啖也”。盧毓說：“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實這是盧毓附和領導說的話。如果靠“求名”聘用不到特殊人才(異人)，那麼姜子牙和諸葛亮是怎麼成爲千古一相的。
到了魏晉時期，爲了擴大君權，裁抑大族，發展出了“名理之學”，要求各安其位，各謀其政，循名責實。可是各位權臣大族爲了擴大自己權力，也在反抗，就把名理之學演繹成“無爲之學”,取孔子“爲政譬如北辰，居中而衆星拱之”和韓非“齊桓公酗酒御婦人而天下治”的意思，讓皇帝們端拱肅穆，不要過問政務。就在這樣拉鋸和反動中，到了東晉時候，皇帝和大族們進行了力量平衡，把循名責實和道法自然結合起來，就是我們常說的“玄學”。玄本意爲黑裏透紅，引申爲玄奧混沌，意即一切不可分的太明，大家各取所需就好。
求名的途徑有二，一爲清，一爲隱。求清名者爲正途，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孝廉”之名。陶潛曾祖陶侃求的就是清名，孝奉老母，廉潔自律，用一罐鹹魚幹很好的爲自己作了宣傳。我們常說的“二十四孝”中好多魏晉時期的名人都是在追求孝廉之名而將此事做的矯枉過正。這叫“謀官”。謀官並不可恥，也不可卑，因爲古語常訓“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而只有帝王家才需要你的文武藝。
再就是“謀隱”。陶淵明在晚年自況的《五柳先生傳》可爲互證：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那麼他讀的都是些什麼書呢，也有記載。“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在年少時也有一腔報國熱血和雄心壯志，“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六經爲經世致用之學，爲儒家經典著作，爲意欲入仕之人必讀書目。六經爲《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可見他在年少時是想出仕的，而且爲此做足了功課。他也常常與人談起自己的遠大理想(頗示己志)。因此得到一個“固窮節”的名聲。固窮節爲孔子語。原句爲“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然而固窮的君子是否願意一直安於貧困呢，也不然。而是要不能“濫”。比如諸葛亮，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可是劉備一請他，他就出山了。可見固窮不是君子本意，不濫纔是。只要不濫，就沒必要固窮。陶氏家族都是很固的人。陶侃就得了“貞固足以幹事”的六字評語。
根據魏晉時期人才選拔機制，一個士人有了名聲，就會被鄉里舉薦，以家世，行狀定品。陶潛的家世爲寒門氏族，陶侃之後，由於當時上品已經被豪門大族壟斷，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因此陶潛的仕途從一開始就是註定了的。二十歲這年，陶淵明開始了自己的遊宦生涯。“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他胸懷壯志，放下鋤頭拿起長劍，仗劍江湖走天涯，在一些政府部門擔任過低級官吏，而且幹得還不錯，生活也有改善，領導也很賞識，“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管吃管住還有工資，幹了一段日子，就積攢下很多盤纏。但是作吏並非正途，幹一輩子也當不了官，因此他辭職回家了。“恐此爲名計，息駕歸閒居”。
這裏就有個問題，如果陶淵明的出仕真如他後來一再標榜的是爲了解決吃飯問題的話，那他在這兩年的“薄宦”生涯中日子過得還是很不錯的，他之所以辭職不幹，是因爲這些基層工作混不出“名”來，而沒有名就走不上正途，當不了大官，實現不了他的理想。因此他帶着一些積蓄和他所在單位領導對他的工作評價以及當地名士對他的評價回到了家鄉。毋庸贅言的是，這些評價無疑是正面的。他的這些工作經歷就是他的“行狀”。這一年他二十二歲。
二十五歲這年，他把家從鄉下的“園田居”搬到市區。之所以搬家是爲了更能接近權力中心，爲自己的下一步出仕做準備。經過幾年運作，功夫不負苦心人，二十九歲，起爲州祭酒。然而，他的州祭酒並非由中正定品而來，而是“州府辟命”。原來當時的仕進，那些有門閥背景者，因爲能夠得到二品、三品的品第，按照低於四品也就是六品七品的位置“起家”，一步步就能幹到二品三品。而寒門之家卻只能被定爲三品以下，一生升不到上品。因此大多數寒門在品第之餘還有一條路，就是“州府辟命”。
州府辟命就是由州府不經過中央人事部門批准而自行任用士人的一種選拔人才制度。選拔對象爲一些有隱逸聲望與文學才能的寒素之士，稱爲“舉寒素隱逸”。是魏晉時代在門閥特權制度之外爲寒素之士留下來的一臺進身之階。而且州府地方長官有權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意志設置主簿(包括主簿)以下相應的職位。“晉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製”。但是由於他們並沒有中央政府的任命，因此身份不太明確，帶有爲地方政府服役的性質。用現在的話說，他們屬於“地方編”，而非“國家編”。因此好多真正的清高隱逸之士，自負清望，對這些州府辟命是“不應”的。
陶淵明在第一次徵辟後，馬上出仕了。徵辟陶淵明的江州刺史叫王凝之。照常人理解，陶淵明能夠得到王凝之賞識出任州祭酒，可謂前途不可限量。要知道東晉可是“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而且很明顯的，陶淵明也很珍惜這次機會，他能出仕原因有二。一是家族榮耀，當年的曾祖陶侃就曾任江州刺史，就是現在王凝之的位置。他在江州工作，也能遙想曾祖榮光。二是他對王凝之並無惡感，王凝之是一個溫文揚灑的上層貴族，信奉五斗米道，並且寫得一手好字。
祭酒這個職務古已有之，主要分管教育和祭祀等工作。但是陶淵明當的這個江州祭酒卻有些特別，“晉鹹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揚州無祭酒，主簿治事”。也就是說，陶淵明主要分管江州一州的軍事、治安、倉儲、民事、水利、軍需等事務。可謂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由於王凝之是個清官，不理庶務，因此整個江州的軍政重擔就挑到了陶淵明一個人身上。
可惜的是陶淵明志不在此。他沒有繼承曾祖陶侃任何處理細務的能力，繁重的工作讓他喘不過氣來，因此沒幹幾天就辭職了。“少日，自解歸”。辭職的原因很簡單：“不堪吏職”。陶淵明的“不堪吏職”除了工作繁重之外，身份卑微也是一個主要因素。魏晉時期的吏地位十分低下。那時候的縣吏，郡吏，州吏，軍吏等等皆被統稱爲“諸吏”，此外還有“真吏，尚書吏，佃吏”等各種名目。這些人的戶籍和普通民戶編制在一起，散居於各鄉里，當時稱爲“吏民”，他們在政府的工作被稱爲“吏役”，主要從事各種繁雜行政事務，以及耕種職田等工作，毫無尊嚴地位可言。
這些諸吏不僅在政治上沒有地位，就是在經濟上也毫無優勢。他們雖然身份爲吏，而且都已脫產，可是地租還是要繳納的。地租分爲勞役地租，貨幣地租和實物地租三種。郡吏以下的諸吏繳納的地租和普通百姓沒有區別，只有州吏可以享有適當優惠。
當然陶淵明在王凝之屬下要好得多，他只是工作壓力太大，因此在祭酒的位置上幹了幾天，覺得自己不適合這個崗位，立馬辭職回家了。
但是王凝之並沒有放棄他。又徵辟他作州主簿，而且一連徵辟了三次。主簿爲各級主官屬下掌管文書的佐吏。《文獻通考》卷六十三：“蓋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郡縣皆有之。”魏、晉以下統兵開府之大臣幕府中，主簿常參機要，總領府事。時人稱“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可見主簿一職權勢之盛。換言之，就是領導隨身祕書。陶淵明曾祖陶侃年輕時就是從魚梁吏幹起，然後縣主簿，郡督郵，郡主簿，一步步走上了仕途的康莊大道。可是陶淵明依然不就。因爲主簿雜事也很多，每天案牘勞神不說，還要迎來送往。毋庸諱言的是，這並非陶淵明的強項。
從此陶淵明絕意仕途，一心回家種地爲生，“躬耕自資”。由於他的躬耕可不是諸葛亮的躬耕，需要自己帶着老婆孩子親自幹活，因此勞累過度，“遂抱嬴疾”。江州刺史檀道濟聽說後，前去看望他，並且請他出山。此時他已經餓的好幾天起不了身了( 偃臥瘠餒有日矣)。檀道濟問道：“小陶啊，孔夫子曾經教導我們說，賢者處世，有道則至，無道則隱。今天我們有幸生在文明之世，你爲何這麼虐待自己呢(奈何自苦若此)”。陶淵明對於領導的問題不敢不回答：“我怎麼敢跟孔夫子比呢(潛也何敢望賢)。只是我志不在此啊(志不及也)”。換言之，社會是個好社會，領導更是好領導，只是我是一條死狗，扶不上牆。檀道濟一聽，二話沒說，給他留了點肉和米，馬上帶人撤了。(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於是陶淵明成爲一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