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的歷史我們已經無從考證了，想要了解這一方面的歷史主要還是得從考古與史記這兩方面入手，才能慢慢的解析你想知道的史前文化，從而瞭解歷史的本質。
一、史前藏文化的本土特質
文化的本土性，是指在一定區域內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文化特質。從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卡若文化（距今約5200～4000年）和曲貢文化（距今約4200～3500年），以及早期金屬時代（公元前1000年～6世紀）的部落遺蹟看，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早期藏族先民們在與自然和人文社會作鬥爭時，形成了帶有本土思想意識的生存方式和行爲特徵，以及與之相應的宗教儀式和喪葬儀軌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石器——狩獵文化和遊牧文化的象徵。據《藏史綱要》記載：在第二個部落時期，即“十非人部落”之二時出現了石斧；在第六個部落時期，即“十非人部落”之六時出現了“吾爾多”。據《西藏考古》記述，在卡若文化、曲貢文化遺址中，有大量的石器出土，且發現打製石器。打製石器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一直是史前石器的主體延續。不論是打製石器，還是“吾爾多”、石斧，都說明了狩獵和遊牧文化是藏族先民們生存文化的主體，並伴隨着生命的進程，延續至今。
（二）半地穴、圜地式房屋——藏族碉房建築的源頭。史前時期，青藏高原的房屋建築有其特殊的樣式，其中以卡若文化的圜底式房屋以及平頂石牆屋爲特色。在《雪域文化與新世紀》中記：“發端於卡若遺址的晚期碉房式建築，後來成爲高原藏族民居建築的鼻祖。在川西北高原上的講嘉絨方言的藏族……碉房建築，完全與卡若文化一脈相承。”藏史所記象雄時代的幾大城堡，其中普蘭縣的達嘎卡的建築即是以石牆砌成的內外屋相套的碉樓式城堡。青藏高原的房屋建築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和流變，從半地穴式、圜地式、地面式、平頂石牆屋到碉樓式建築，形成了原始藏族羣最初的“社區”建築模式，並延續至今。
（三）石棺葬——遠古藏族先民本土的喪葬習俗及宗教情懷。在卡若文化、曲貢文化和部落文化遺蹟中所發現的石棺葬，證明了藏族的埋葬習俗已有約4千年的歷史。史前時期，在葬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屈肢葬，最有本土特色的是石棺墓的結構及墓內的隨葬品。如石棺墓的結構：石棺頭有一凹槽，反映了靈魂不滅、生命輪迴的宗教思想，表達了古代藏族人民對靈魂的信仰，對生命的祈請。
石棺墓葬頭箱內的石頭，其實是“鎮石”、“靈石”，具有驅邪、鎮鬼的功用，反映了原始宗教的薩滿行爲。西藏早期金屬時代石棺墓中有動物的屍骸，這一特殊殉葬現象，可從宗教上找到理論根據，與驅邪除病的宗教儀軌“朵瑪”相關，反映了宗教情懷的影響力，同時也證明了“五行”、“四大”學說早在史前藏族本土文化中就已具備。敦煌文獻《東北藏古代民間文學》中記載的“父親殿幹涅巴的葬禮和聶吉新娘的故事”中講述的葬禮，即反映了“入土”葬俗的延續。具有4千年歷史的石棺葬以其獨特的葬俗，反映了史前藏文化的“石間葬”文化體系。
（四）大石遺蹟——原始風俗及宗教現象的文化遺存。史前時期大石遺蹟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地點很多，杜齊的《西藏考古》中就列有幾個，如：西藏薩嘎以東塗有酥油的石柱等。巨大的石塊、列石、獨石，以及塗有酥油的石柱等都反映了史前原始苯教文化的思想及宗教儀式的特殊性和祭祀神靈的獨特性；同時，排列成行的石柱、石圈、聳立成三角形的石柱等，體現了遠古宗教儀式所要求的程式和模式。
這種模式延續至今發展爲藏區每坐神山上的“拉澤”（插箭壇），由此可推斷史前大石遺蹟具有祭祀戰神的意義，這種“巨石類型”不僅僅是神壘，且反映出萬物有靈的思想，表現了藏族先民對險山、峻巖的膜拜。
（五）巖畫——遠古藏族先民生活及精神的寫照。《西藏考古大綱》中記載，日土巖畫是2世紀以前到629年之間出現的。從時間上來說，正好處於象雄時代和雅隆部落時代，反映出史前青藏高原“藏族”原族羣的思想意識、藝術情趣、生活方法、宗教信仰，以及原始宗教的儀式；反映了藏族先民們對大自然、對宇宙的認識過程。
綜上所述，史前藏文化以具特色性的巖畫、大石遺蹟、石棺葬等爲其特質，構築了史前青藏高原藏族族羣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原生態。
二、史前藏文化呈現出的多元性特點
文化在其發展、演變、傳播、交流、互動的過程中，並不是單線條的，而是呈現出複合式的態勢。在歷史的進程中，藏文化以其開放性和包容性與周邊文化互動、交流，形成了青藏高原的多元文化圈，呈現出文化互動的各種跡象，這些跡象在卡若文化、曲貢文化、部落遺蹟中都有明顯反映。
卡若文化遺址位於西藏東部瀾滄江邊，與川、滇接壤。卡若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樣，並非獨立發展，從遺址所出土的某些實物已證明它與黃河流域以及川西、滇西北的史前文化有着因緣關係。如：卡若遺址中出土的肩石斧、盤狀敲砸器、磨製條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在甘青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遺址中亦有大量發現。在該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人工栽培作物“粟”，則說明它與黃河流域的原始農業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
多元性說明卡若文化居於中國西南高原山地大的文化圈內。卡若文化中的細石器種類，在雅魯藏布江中上游以及中亞、西亞的史前考古中也有發現。同時，遺址中發現的貝飾及孔雀石製成的垂飾，具有非本土的特徵。出土的一長方形骨片，與伊朗西部克爾曼沙區甘吉·達維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公元前8000年）以前的骨片如出一轍，暗示出西亞文化可能很早即與藏東有了交流和互動。
曲貢文化遺址主要分佈在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帶以及屬於雅魯藏布江分流河谷帶，位於河谷的臺地上。處於青藏高原腹心地的曲貢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更具有典型意義上的藏族史前文化的本土特性，但其仍表現出文化的複合性特點。如：在益貢遺址中發現了帶鐵柄的銅鏡，這類帶柄銅鏡，屬於西方流行的帶柄鏡系統，與中國長江、黃河流域的帶柄鏡有較大的差別，而類似的器物，在新疆、四川、雲南等地亦有發現。因此，不管是地處青藏高原的邊緣地帶，還是腹心地帶，史前藏文化中皆表現出了文化的多元性。
西藏早期金屬時代墓葬中所發現的“眼罩”現象，反映出青藏高原當時的一種葬俗。據記日土一墓葬中，女屍眼睛上有絲織“眼罩”，這反映出史前居於高原的人們以“眼罩”實現死者“瞑目”的願望。而這種“瞑目”現象，在中國古書上也有所記載，說“將死者眼睛用東西蓋上稱爲瞑目”。在黃河流域殷商到戰國時期以及新疆地區魏晉時代的考古發掘中，都有“瞑目”現象。
這也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一方面，“瞑目”這種現象是文化同質的反映，它說明遠古時期具有共同心理的人類對死亡的一種理解，“眼罩”既表達了死者的遺願，又表達了生者的期望；另一方面，“瞑目”現象也許可以說是文化互動傳播的映證，它反映了青藏高原文化與北疆文化、黃河流域文化的相互交流與融和。
此外，史前青藏高原的巖畫，不僅有其地方特色和本土特質，而且在其發展、變遷中也應表現出它的複合性，這還有待於與印、巴兩國的巖畫作比較研究。
三、史前藏文化是人類古文明的象徵
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際、國內學者提出西藏地區、雲貴高原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此觀點備受關注。從藏文化所具有的特徵上看，其地理環境，以及藏史的記載和藏族民間口述文學中，都表現出史前藏文化的久遠性和其人類古文明的象徵意義。
首先，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分析，可以說明遠古時代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具備了猿和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2001年8月，筆者到阿里普蘭作社會調查時，對普蘭地貌感受頗深。當時沿瑪旁雍措的東邊進入普蘭縣後，一座座鵝卵石堆積的山呈現在眼前，強有力地證明了過去這裏曾是海洋。在普蘭縣最西邊的科加寺及中尼邊境，有很多當地人說的“石樹”殘根，當地人都認爲這些樹層似的大石頭，就是幾百萬年甚至上千萬年前茂密森林的痕跡。雖然到目前爲止在這裏還沒有發現古人類化石，但在周邊的印度、我國雲南等地都已發現古人類化石。
目前，在青藏高原發現舊石器時代的打製石器的地點都在海拔4500到5000米上，如今那裏人煙稀少，甚至是無人居住的區域，假如這些地點有新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則可科學地推斷史前遠古時代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已經具備了猿和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及具有本土族人進化的條件。
藏族民間文學是口承的藏族發展史，是藏族民衆生活文化的載體，記載了本土文化的環境特徵等。在藏族民間文學中，民間故事《青稞種子的來歷》講述了史前原始農業產生的過程，講述了藏族先民在史前純民俗的單一文化結構中，英勇勤勞，不畏狂風暴雨，不畏毒蛇猛獸，翻山越嶺，將青稞種子從高山叢林栽培到路邊房後，相傳世世代代，使青稞成爲青藏“高原族人”的主要食物的故事。《青稞種子的來歷》中剝掉其中的神話色彩，實際上反映出青藏高原從亞熱帶氣候環境變化爲高寒氣候環境後，青藏高原的族人們與自然作鬥爭，將青稞從野生變爲家種，開始了青藏高原的農業時期。
據《藏族簡史》記載：魯贊時代約公元前30世紀～公元前28世紀），統治區域稱“蕃康嶺古”出現了引水渠及灌溉工具，種植莊稼，有原始的占卜行爲。由此可以說明，《青稞種子的來歷》這個故事至少在“魯贊時代”或之前就已在老百姓的口頭流傳。
在藏族口承文學中，大量的藏族神話、民間故事和傳說等，記錄了史前藏族人民的思想意識、信仰觀念、行爲方式，以及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初始形態。因此，考察史前藏文化的文明史，不僅可通過考古，也可通過對藏族民間文學作品的分析，從而總結出史前青藏高原歷史文化的形態，說明在史前的生態環境和文化背景下，本土族人的物質、精神、制度三方面的傳承和變遷的起始過程。
其次，藏族文明史有5千年以上的歷程。正如霍巍先生所言：“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是離不開青銅器這個要素的，但西藏真正的古代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遊牧、畜牧經濟爲主體的原始民族所創造的。而文明的發源地，並不一定只侷限在傳統觀念所認爲的農業發達的區域，而且與遊牧民族的大規模流動性不無關係。他們既是文明的創造者，同時又是某種意義上的傳播者。”具有5千年歷史的卡若文明、曲貢文明、象雄文明，以及雅隆部落文明正是以遊牧、畜牧兼農業經濟爲主的，以既本土又多元的文化特性構築了藏族5千年的文明史。
關於藏文字，據藏文苯教典籍記載：“鬆贊以前苯教在西藏如此宏傳，無文字是不可信的。達瑟的邦欽和邦瓊演變成象雄的瑪爾欽和瑪爾瓊，再演變成藏文的有頭字和無頭字”。對象雄文字的研究，將把藏文的歷史向前推移。
宮殿建築是古代文明產生的重要標誌之一，相傳第一代吐蕃贊普在雅隆部落時期建造了有實物遺蹟可考的“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據苯教書籍記載，聶赤贊普時期信奉苯教，建立了第一座苯教寺院。不管是寺院還是宮殿，這種碉樓式的建築與阿里、拉達克等地的象雄城堡遺蹟一脈相承，是青藏高原藏式房屋的遠古風格。可以說曾一度輝煌的象雄文化是苯教文化的頂盛期，也是史前藏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
在《藏史綱要》中，土登彭措先生根據苯教史書以及藏史書籍，如《弟吳宗教源流》、《雍仲苯教概括》、《五部遺教》、《瑪尼寶訓》、《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等綜述了藏族的發展史，而且根據國外相關的藏族歷史研究論文，總結了公元前6世紀以前藏族的發展史，敘述了每個時期主要的文化特點，編着了西藏史前文明史。在《西藏通史》中，名爲“十非人時期”、十二邦國、四十邦國時期的歷史，根據土登彭措先生的着述，具體歸納爲13個時代：
1、怒金時代（遠古），出現了弓箭。
2、堆時代（遠古），出現了石制的斧頭。
3、森波時代（遠古），出現了尖形石器、骨刀、骨飾品等。
4、瑪爾降拉時代（遠古），出現矛、刀。
5、穆甲時代（遠古），出現了皮繩、套繩。
6、卓卓智時代（遠古），出現了“吾爾多”。值得一提的是，在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石球，直徑在6～7釐米之間，這種作投擲用的石球是狩獵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之一，至今仍在沿用。史書記載在“卓卓智時代”出現了“吾爾多”（拋索），這正好在時間、空間上作了相互佐證，說明像石球一樣的石器“吾爾多”是史前藏族先民們一直使用的工具之一，是狩獵和遊牧文化的反映。
7、九代瑪桑時代，約公元前35世紀～公元前30世紀，統治區域稱“蕃康雅株”，出現了箭袋、盾、佔ｈ以及貨物分配的骰子和皮製的運輸工具。
8、魯贊時代，約公元前30世紀～公元前28世紀，統治區域稱“蕃康嶺古”，出現了引水渠和灌溉工具，種植莊稼，有了原始的占卜行爲。
9、貢布九兄弟時代，約公元前27世紀～公元前24世紀統治區域稱“昂玉娜布”。
10、薩讓傑楚時代，型公元前24世紀～公元前21世紀，統治區蚓稱“東德久傑”，出現了頭飾耳飾，產生了祭祀、娛樂歌舞，出現了紡織縫衣技術，農牧業出現分工，提出了十二生肖與五行術。
11、十二邦國時代，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5世紀，有了第一部藏醫理論書籍和四大元素學說，並提出了藥物學與四大元素的關係學說，出現了與五行相關的宗教儀式。
12、四十邦國時代，公元前16世紀～公元前360年，屬於遠古西藏高原的動盪時期，有檀木記事的現象。
13、象蕃時代，其中屬史前時期的劃分爲：象雄王朝時期，公元前2世紀～642年，原始宗教苯教興盛，有象雄文字等文化現象，公元642年爲松贊干布所滅；雅隆部落時期，公元前417年～629年，從聶赤贊普到朗日鬆贊時期，制定了法律、修建了橋樑、提高了冶煉技術、制定了農田稅和犛牛稅、燒製瓷碗、再次釐定度量衡等。
從西藏考古角度所劃分的新石器時代的卡若文化、曲貢文化，以及西藏早期金屬時代的部落遺蹟等，與藏史所記載的古代歷史具有相對應性。考古所講的卡若文化遺蹟（約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大約在藏史所記載的第七、八、九時代期間。曲貢文化遺蹟（距今約4200～3500年），大約在藏史所記載的第十、十一時代期間，即薩讓傑楚時代、十二邦國時代。早期金屬時代（公元前1000年～6世紀）的考古如大石遺蹟、巖畫、石棺墓等，大約在藏史所記載的第十二時代期間，即四十邦國時代以及象雄王朝和雅隆部落時期。
史前藏文化不僅具有悠久古老的歷史，而且有着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人類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在遠古、在史前一直不斷地創造着藏文化的遠古文明，構築了藏文化史前的本土性、多元性和變遷性。
藏文化不僅呈現出一脈相承的本土化特色，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上，文化的單線條與多線條相互交織、重疊，形成多色調複合式文化線條，呈現出史前西藏高原文化與周遍文化的相互融合、互動、發展的勢態。從“十非人時代”、“十二邦國時代”、“四十邦國時代”到古象雄文明、雅隆河谷文明的史前史發展脈絡，展示了史前藏族初民社會文化的演進和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