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激烈緊張的爭奪不僅在硝煙瀰漫的軍事戰場進行，同時也在另一個看不見的文化戰場展開。一大批狂熱的日本作家、記者緊急開赴中國前線進行“筆徵”。他們既拿槍又握筆，蘸血爲墨，以筆助戰，爲侵華戰爭搖旗吶喊，組成了一支鮮爲人知的“筆部隊”。
在這支部隊中，著名作家石川達三的經歷，極爲耐人尋味。
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石川達三已經是一名獲得過芥川文學獎的優秀作家。他不滿於日本報刊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戰爭報道，決心親自前往中國戰場一探究竟，以創作一部主題更爲深刻的文學作品。
1938年1月8日，石川達三輾轉來到擔任南京警備任務的第16師團。這是一支兇悍的日軍部隊，南京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就發生在該師團。
在第16師團採訪的7天中，那些參與南京暴行的日軍士兵手舞足蹈地向石川達三炫耀自己的各種“戰功”，講述如何花樣翻新地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民衆，顯然還沉浸在意猶未盡的興奮情緒之中。這些日本輿論廣泛吹噓的所謂“神兵”如此兇殘可怕，讓石川達三深感震驚。
1938年2月1日，石川達三回到日本。他顧不上勞累，一口氣完成了8萬字的小說《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作品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原本都是日本社會善良的老百姓，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然而隨着戰爭的深入，這羣出身底層的質樸士兵卻逐漸變成了殘暴冷血的殺人機器。
石川達三的原意是想區別於那些只知歌功頌德的“御用文學”，從藝術的角度，深度還原日本士兵人性畸變的複雜過程。然而，由於《活着的士兵》罕見的高度真實性，卻意外地使這部作品成爲侵華日軍的暴行寫真集，更是他們心靈變異的詳細病歷記錄：
以救死扶傷爲天職的一等兵近藤是個醫生，他在日益麻木冷酷中喪失了起碼的同情和良知，僅僅因爲懷疑一箇中國年輕女子是“間諜”，就當衆剝光她的衣服，“他什麼也沒說，使盡平生力氣，將右手的匕首刺進女人乳房的下部……她經過一陣痛苦的折騰後，終於不動了，死了。圍觀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中。”
“隨軍僧”片山玄澄來到戰場是爲了超度亡靈，本應崇佛向善，但他在戰場上大殺中國人時，“良心上非但沒有感到絲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無比的愉快”。他左手腕上纏着佛家的念珠，右手揮着一把工兵鍬，一刻不停地接連劈死五六個中國人。當他那兇狠的鍬頭接二連三地劈進中國兵的腦袋時，他手腕上的佛珠發出嘩啦啦清脆的響聲。
一等兵平尾原本是一位浪漫感性的青年，在戰場上卻陷入狂躁的神經質。因爲一箇中國小女孩趴在被日軍殺死的母親身邊哭泣，影響了日軍休息，平尾便狂吼着衝上去用刺刀一陣亂捅，將孩子捅死。而上等兵武井則僅僅因爲被強行徵來爲日軍做飯的中國苦力偷吃了做飯用的一塊白糖，就當場把他一刀刺死。相反，他爲無法給團長做飯時放點糖而“傷心地流下了眼淚”……
日本軍國政府一直欺騙輿論，竭力把侵華戰爭美化成“解放亞洲”的“聖戰”。《活着的士兵》這樣一部直逼戰爭真相的作品，使其精心編織的謊言不攻自破。日本當局氣急敗壞，這部作品發表的當天就被火速查禁，石川達三很快以“違反新聞法”遭到警視廳逮捕調查，並被判4個月徒刑，緩期3年執行。連帶《中央公論》的有關編輯、發行人、印刷責任人全部受到起訴，被判有罪。
這是侵華戰爭期間，日本當局製造的僅有的一起“筆禍事件”。軍部正是要通過“殺一儆百”的方式，警告日本文壇必須徹底地服從“戰時體制”，如果膽敢與“國策”宣傳背道而馳，勢必招致嚴重後果！這一舉措非常有效，此後像《活着的士兵》這樣真實反映日軍侵略行爲的作品，在日本文壇基本絕跡了，報刊上連篇累牘充斥的盡是歌頌“聖戰”的作品。
石川達三被判刑後，從名作家跌落到階下囚，感到了一種“成爲罪人的屈辱”。但日本軍部很快就給了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判決十幾天以後，石川達三再次作爲《中央公論》的特派員，被派往武漢戰場採訪創作。
爲了爭取早日恢復“名譽”，也爲了償還對受到牽連的《中央公論》雜誌那份歉疚，噤若寒蟬的石川達三這次倍加賣力。1939年1月，他拿出了“改過自新”的作品——《武漢作戰》。
《武漢作戰》全力渲染日軍在武漢之戰中的“文明”之舉，把戰爭帶來的所有災難，統統推到了中國軍隊一邊，不放過一切機會攻擊、誣衊抗日的中國軍隊。在石川達三的筆下，中國軍隊每撤離一處就放火投毒，而日軍每佔領一地就努力“宣撫”拯救難民；中國軍隊在撤離九江時投放了霍亂病毒，日方軍隊如何僅用了兩週時間就消滅了病毒，救助了中國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國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現出了最爲親日的感情”，使剛剛經歷了戰火的九江城店鋪開張，商業繁榮，老百姓安居樂業……他還肉麻地吹捧道：“我們以三千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軍，把戰火推到了從未有過的廣闊地域，深入到了大陸的最深處，應該說這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
石川達三最終放逐了一個作家最後的良知，和那些他鄙夷不屑的“御用文人”們走到了一起，完全變成了粉飾侵略、掩蓋真相的歷史罪人。
日本戰敗後，美國佔領軍決定追究在侵略戰爭中負有責任的日本作家。可關鍵時刻，《活着的士兵》居然因所謂“反戰”色彩，成爲石川達三的“護身符”，使他免於處分。
那麼，石川達三真的具有“反戰”思想嗎？從他對南京大屠殺前後判若兩人的解答，就可見其極爲矛盾的心態。1946年5月9日，他接受《讀賣新聞》採訪時說，“我到達南京時，街上屍體累累，慘不忍睹。”在同年接受國際檢察局的審問時，他還承認自己“把南京的屠殺替換成發生在其它戰場上的事件寫入了小說中”。而1985年，他在去世前3個月卻這樣改口道：“我到達南京時距日軍進城已有兩週，絲毫不見大屠殺的痕跡。我想幾萬人的屍體在兩三週內無論如何也是處理不完的。屠殺一事我至今難以置信。”就連他在《活着的士兵》中描寫的那些基本事實也不願承認了。
其實，與晚年的石川達三一樣，真心懺悔的日本“筆部隊”作家寥寥無幾，大多數人反而一味強調日本也是“受害的施害者”，顯得訴苦有餘，反省不足。軍國主義的迷狂和幻滅，最終使他們陷入難以自拔的惶惑失落，整個精神世界出現了一望無際的“黑洞”。這也可以解釋在戰後的日本，爲何相繼有衆多作家走上了自殺的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