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奉行“興黃教以安衆蒙古”的政策，對黃教領袖一直禮遇有加。順治九年(1652)，達賴五世來到北京覲見清朝皇帝，在《五世達賴喇嘛傳——雲裳》中，五世達賴這樣記載：“……我下馬步行, 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 握住我的手通過通事間安。之後, 皇帝在齊腰高的御座上落座, 令我在距他僅一度遠, 稍低於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賜茶時, 諭令我先飲, 我奏稱不敢造次……”
《宮中雜檔》中也有記載：“十二月……達賴上謁。上由御座起行數步，與達賴握手問候。後，上覆登御座，側設達賴座，奉溫諭令登座吃茶，詢起居。達賴即於座前恭請聖安，陳述前後藏情形。賞賜筵宴。由部庫賞撥銀九萬兩。”
這樣看來，乾隆對六世班禪的禮遇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下並不覺得乾隆是個糊塗皇帝。乾隆時期，清政府明顯加強了對喀爾喀、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控制。雍正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
實際上，乾隆對班禪的禮遇也是同他“中外一家”的政治思想息息相關，乾隆四十六年賜給八世達賴喇嘛的金冊上即言道“聯撫臨寰宇, 中外一家,亦賴梵教廣宣, 能仁普濟”。朝鮮作爲清朝朝貢體系中最重要的朝貢國，對清朝皇帝而言是藩臣，所以對他們“累加恐喝”也說得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