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公共權力、存在專門從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人，“職務消費”就會存在。在中國古代，這方面也早有許多制度和規定，並把抑制過度“職務消費”作爲吏治的重要內容，但成效卻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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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消費”裏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公務招待。早在周朝就設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獸人、漁人等，負責承辦重要聚餐活動。自周朝開始，每年元旦都會舉辦正旦宴，不僅臣僚參加，有的還允許帶上家屬，冬至、寒食、重陽等重要節日朝廷也會舉辦宴會。此外，皇帝登基、過生日等也都會舉辦宴會以示慶賀。
唐朝官員升遷要專門擺一桌“燒尾宴”，其名稱的來歷，說是人的地位驟然發生變化，就像猛虎變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將其燒掉。這種宴會極爲奢華，唐人韋巨源舉辦“燒尾宴”的菜單保存了下來，菜品包括冷盤、熱炒、燒烤、湯羹、甜品以及麪點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爲盛大，費用多由公款支出。
到了宋朝有專門的“旬設”制度，官員每個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費用從公使錢中支出。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中，慶曆三年(1043年)西北地區的渭州每個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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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到清朝越發嚴重，《道鹹宦海見聞錄》的作者張集馨曾任陝西督糧道，西安時稱“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從這裏過。張氏記述，“遇有過客，皆系糧道承辦”，“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蔘”，當時大魚每尾要花費4、5千文，其他還有白鱔、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餘金”。在任陝西督糧道期間，張氏感嘆“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算下來接待費“每年總在五萬金上下”。
古代交通不便，詔令、公文以及信件傳遞成爲問題，官員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個人能力無法解決，於是國家建立起一套較爲完善的驛站制度。
秦漢時驛站制度就已經初步具備了，到唐朝驛站體系達到了完備，在全國主要交通要道上每30裏就有一座驛站，據《通典》統計唐玄宗時全國有驛站1639個。宋朝的驛站制度更爲完善，從功能上將其分爲邸、館、驛等。元朝驛站稱“站赤”，明朝對這項制度更重視，朱元璋稱帝后立即下令整頓全國驛站，把“站赤”重新改稱“驛”，頒佈了《應合給驛條例》，對驛站的接待標準進行細化，全國涌現出河間府的樂城驛、東平府的太平驛、揚州府的廣陵水驛等知名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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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員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務的同時也喜歡寄情于山水，驛站成爲他們“半公半私”的遊歷工具。唐朝盛產詩人和散文家，從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詩人、文人，寫了大量歌詠各地山川名勝的詩文，如果沒有官府驛站，他們的足跡很難涉足這麼廣。韓愈在詩中說“府西三百里，侯館同魚鱗”，白居易寫“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音五十里，已不屬蘇州”，可以看出驛站分佈之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