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皇帝在理論上擁有着絕對的權威，以皇帝的名義下達的旨意是便是聖旨，其權威性自不待言。無論皇親國戚、王公大臣，還是普通官吏、草民百姓，全得聽。既然聖旨這麼牛，那麼自然也會有假的。
能造假聖旨的，首先就是皇帝的“身邊人”——宦官有機會。宋徽宗時期，樑師成、童貫就分別幹過這樣的事。樑師成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後，開始參與朝政，發展到最後，他竟然模仿宋徽宗的筆跡，僞造“御書”，然後摻進別的公文中一道下達。“御書”雖不是正規的“聖旨”，但其效力一點都不差——受文單位看到皇帝的“親筆批示”，自然不敢怠慢。童貫的做法更加徹底乾脆——直接假傳聖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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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事事出有因，得我慢慢道來。宋徽宗趙佶是一位酷愛藝術的皇帝，他除了愛好書法繪畫外，還喜歡奇花異石。爲了蒐羅奇花異石，他分別在蘇州和杭州設立應奉局和造作局。應奉局的官員只要聽說哪家有奇花異石，就帶了兵闖進去，用封條一貼，就算徵用去給皇帝進貢了。更可氣的是，這些奇花異石在沒運走之前還要百姓自己保管好，如有半點損壞，就要治“大不敬”之罪。搜刮來的奇花異石用船隻運往汴京，十艘船組成一個編隊，是爲一綱，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花石綱”。酷吏借強徵“花石綱”之機敲詐勒索，弄得江浙一帶民不聊生。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臘率領農民起義，反抗宋朝的暴政。深受花石綱之害的江浙人民紛紛響應，起義隊伍迅速壯大，發展到幾十萬人，並先後攻下了六州五十二縣，成了“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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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方臘起義的消息後，宋徽宗任命大太監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率領十五萬大軍前往鎮壓。童貫到了江浙前線後，看到百姓受花石綱的侵擾十分嚴重，又聽說“亂賊”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爲花石綱的危害使得民怨沸騰，老百姓都痛恨政府而袒護叛黨。出於剿撫結合、分化瓦解的戰略需要，童貫命令下屬撰寫詔書，以宋徽宗的名義罷除花石綱和蘇杭應奉局和造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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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詔書就像古代帝王頒佈的《罪己詔》一樣，通篇表示自責，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皇帝一個人的身上。江浙一帶的老百姓見到這一詔書後，對朝廷的怨恨消失了，對方臘起義軍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失去了廣大民衆的支持，再加上戰略上出現一些失誤，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很快就被童貫給鎮壓下去了。童貫是北宋末年的大宦官，他靠討好宋徽宗而獲得寵信，屬於地地道道的“壞人”。可是，他通過“假聖旨”撤消了蘇杭應奉局和造作局，廢除了花石綱，此舉確實減輕了當地老百姓的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