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皇帝的妻子梅莎麗娜，這位有着無數情人的皇后不僅在皇宮裏“開房間”幽會情人，還在外面購置房產。更有意思的是，她會在夜深人靜時帶上貼身宮女溜出禁苑變成妓女“麗西斯卡”，上夜班拉客，盡享人間歡樂。
圖片來源於網絡
梅莎麗娜皇后賣淫不爲錢財，妓院老闆在她身上盡得好處，因爲每次她都只給自己留下一個銅板。這些銅板沒有貨幣功能，皇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結繩計事般記住與她睡過的嫖客的數量。厭倦與國王做愛的羅馬皇后，不願苦捱那死氣沉沉的婚姻，而將自己的身體獻給四海之內的尋芳客，在人類娼妓史上的確是件稀罕之事。
2001年，英國作家奈保爾獲諾獎公開感謝的不是領導和家人，而是他經常光顧的妓女們。以文筆犀利而富於爭議著稱的奈保爾承認，由於忙於工作無暇追求更體面的情婦，便只有在妓女的懷中尋求慰藉：“我無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爲這耗費時間。如果你想引誘一個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無法決定這樣去追求，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時間，這等於是放棄事業。”
如今很多人會從道德高度對“奈保爾式性效率”進行批判。若在古代，那些對人類生活失望透頂的男人紛紛回到妓女的懷裏尋求慰藉。
北宋名臣、文壇領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曾經娶一代名妓甄金蓮爲妾。初相遇時，甄金蓮還是雛妓。在父母包辦婚姻的年代，妓院的確是才子佳人的愛情避難所。一代才子柳永更慨嘆：“煙花巷陌，依舊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青春都一響，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圖片來源於網絡
伊壁鳩魯曾在自己的花園裏至少給六名妓女講課，名妓郝爾皮里斯給亞里士多德生了一個兒子，而蘇格拉底先生同樣會爲了觀賞某位妓女的迷人風姿而中斷演說。如今的妓女只有皮肉生意，而在那時妓女卻代表着一種精神生活。彷彿妓女不是一種日常消費品，而是像聖妓時代一樣具有某種世俗的高度。如瓦諾依克所說，公元前四世紀，當個人主義開始侵入藝術和民風民俗領域，妓女不再被視爲一種“東西”，她們開始被尊重和讚揚，不再是奴隸而是任性的女主人。
伍迪・艾倫在《門薩的娼妓》裏向人們描述了一家與衆不同的妓院。妓院提供的服務是專門爲與妻子無法交流的男性提供精神智力體驗。精神交流被視爲高尚的，而肉體交流則被貶斥。
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裏曾經談到“丹東與妓女”，藉此釐清法國大革命時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分野。
瑪麗昂出場之前，有一場妓女之母――市民西蒙的老婆與市民們關於賣淫正當性的論辯。市民們認爲，妓女賣淫當然是道德敗壞，但這是貴族老爺們的壓迫逼出來的。只有從肉體上消滅貴族，才能重整社會的道德秩序……只要消滅了階級剝削制度，賣淫的不道德現象就可以消除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妓女之母――西蒙的老婆不這麼認爲。她說，賣淫與階級壓迫和剝削不相干，純粹是一種生理性行爲，一種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妓女瑪麗昂提出了基於自己的感覺偏好的道德訴求，這種道德訴求的正當性在於自己的感覺偏好的自然權利：
我是一個永恆不變之體，是永無休止的渴念的擄取，是一團紅火，一股激流。……人們愛從哪尋求快樂就從哪尋找，這又有什麼高低雅俗的分別呢?肉體也好，聖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覺都是一樣的。
劉小楓由此得出結論：妓女瑪麗昂的道德是個體的生存感覺偏好，是身體的自然性享樂。丹東及其門徒們與妓女鬼混，與作爲抽象的公意道德符號的“人民”對立，他們的道德立場站到妓女一邊去了。
性政治、身體政治以及隨之而來的這一切複雜爭執從來沒有停止過。然而，這一切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似乎並沒有出現。在東方，甚至有學者在柳如是身上看到中國古代的自由主義傳統。
圖片來源於網絡
瓦諾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古希臘羅馬的娼妓與社會》一書中這樣寫道：在古希臘，娼妓很長時期是同神聖事件聯繫在一起的，參與對神膜拜的妓女受到人們像對待女神一樣的尊敬。她們對於人們增強信仰，尊奉神明做了貢獻。有時甚至可以說，她們的獻身對城市財富的增加也功不可沒。
而到了古羅馬時代，便進入了大競技場和大妓院時代。甚至包括羅馬也只不過是一個“大娼妓”，人間帝王同她淫亂。而皇帝們更以其殘暴與瘋狂以及對肉慾的無節制的追求強化了古羅馬的“婊子”形象。在基督教義將惡與肉慾的罪惡聯繫在一起之前，肉體本被視爲神聖之物，但是隨着尋歡作樂導致羅馬覆滅，娼妓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爲倫理崩潰的象徵。亢奮的生活由此爲無能的政治擔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