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始於約公元前2000年，一般按王朝劃分。上表只是簡化記錄;例如，宋代一般被分爲兩個時期(它在異族入侵後瓦解，並在另一個地方重建了權力中心)。這個清單也沒有展示各朝代之間混亂的過渡期—通常說1368年明朝奪取了政權，但它和元朝的戰鬥在這一年前後共持續了數十年之久。
明朝的貿易禁令經常被形容爲中國文化缺陷的標誌(蘭德斯稱其爲“儒教國家憎惡商業成就”)。但事實遠複雜於此。海禁並沒有阻斷所有與海外的聯繫。它們批准了一個特例：“朝貢貿易”(tributepayments)，它基本上允許那些住進指定的政府館驛的外國人向統治者敬獻禮品。之後，皇帝出於禮節會回賜中國商品給他們。皇帝還會允許他們出售所有皇帝不想要的東西，而這些商品通常數量不少。
沿海的商人看清了這種“海禁–朝貢”的本質：這是政府控制海外貿易的方式。這項事務忙碌而利潤豐厚，1403年至1404年海禁最高峯時，明朝廷接納了不下38個國家的“貢使團”。理所當然，朝廷希望從貿易中獲利，但商人本身卻不是朝廷想要的;外國商品可以，外國人不行。除了少數特例，所有與海外的接觸都應在京城的監督下進行。
按照官僚的邏輯，朝廷官員論斷稱海外貿易是違法的，因此國家沒有設置海岸軍隊來維持貿易治安的需要。明政府將海軍裁減到僅剩幾隻艦船，根本不夠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巡邏。令人毫不吃驚的是，這造成了走私的瘋狂增長(如果做生意被定爲違法，那就只有違法之徒會去做生意了)。
倭寇遍及東南沿海。倭寇的字面意思是“日本海盜”，但其中大多數並不是日本人，許多甚至不是海盜。雖然他們有時在日本也有基地，但主要的倭寇羣體是由中國商人指揮的，這些商人因明朝的禁令或其他法規而斷絕了生計，轉而開始走私。他們的船員是一羣各式各樣陷入困境的百姓：未能謀得一官半職的秀才，破產的商販，逃避兵役者，被官府解僱的胥吏，飢餓的農民，名聲不好的僧人，逃犯，當然還有真正的職業走私犯。他們之中還有許多是被髮財的承諾引誘成爲海盜的老水手。每當官員試圖剿滅他們，就會引發暴力對抗，而這常常導致城鎮失守。“商即是盜，盜即是商”，廈門大學歷史學家林仁川告訴我，如果條件允許，他們會和平地做生意;但如果不能，就沒有和平可言了。
頂層統治者的昏聵阻礙了中國打擊海盜的努力。明朝後期的歷史就像宣傳民主制度優勢的廣告。有一位沉溺酒鄉;另一位拋下大任，住進皇家園林，研究長生不老的煉丹術;更有一位皇帝長達二三十年拒絕上朝。追求煉丹術的這位就是1521年至1567年在位的嘉靖皇帝，他將帝國交到了宰輔組成的內閣手中，但大臣們只關心個人的進退，而不是東南沿海的海盜之患。
遭海盜騷擾最嚴重的是中國東南部資源貧乏的福建省，它隔臺灣海峽與臺灣相望。福建省大部分地區都是不高但陡峭的山脈，覆蓋着紅色的風化土;平坦、宜耕種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和狹窄的沿海帶狀地區。“高者山至崔巍，力耕未止。”一位13世紀福建作家感嘆道，“卑者彌望斥鹵，不可種藝”。饑荒是長久的威脅;儘管進行了大規模開闢梯田和開墾土地的工程，福建的糧食生產仍然無法自給自足。
該省一半的稻米必須從外省運來，這並不容易，因爲羣山將福建與中國的其他地區隔絕開來。多礁岩的扇形海岸上分佈的諸多天然良港，是這一地區爲數不多的自然資源之一。理所當然的，大海是福建的依靠。長期以來，福建都是中國的海上貿易中心—在靠帆船航行的時代，這意味着它就是中國的國際貿易中心。當國際貿易被官方取締後，福建人發現自己的位置非常不妙，他們從陸地上也得不到什麼。
港口城市月港(Yuegang)附近的衝突尤爲激烈。月港位於九龍江出海口(JiulongRiver)，其海港中分佈着許多小嶼、沙洲和其他危及行船的障礙。當地以多霧聞名，導航相當困難，走訪月港時我曾在港口附近徘徊，有時甚至連幾百碼外的船隻都看不見。重要的碼頭都要沿着九龍江上溯數英里，在如此淺的水中行船，必須藉助漲潮來拖曳船隻。這個位置設計是爲了防禦海盜：盜匪不敢襲擊碼頭，因爲對於入港必不可少的兇猛潮水會讓他們無法逃跑。同時，月港的許多船主也是海盜，這個港口保護他們不受同行侵襲。
密佈着唐代廟宇的月港老城，由一條高架走道與明朝新建的城鎮連接起來，城牆高聳的新城更深入內陸。兩座城內都建滿了房屋，“盜賊之淵藪，”16世紀60年代一位官員譏評稱，這裏的居民“通番倡亂，貽患地方者，已非一日矣”。月港的確是海盜的天堂，以至於京城曾經決定將當地人按每十戶分爲一組，每五天點檢組內成員;如果某一戶做了違法的事，十戶都要連坐受罰。
這幅17世紀的中國地圖描繪了城牆圍繞的城市“月港”，它曾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今天它的地位已經被現代化城市廈門(當時的廈門村)所取代，後者位於這座港灣的一個島嶼上。
帝制時代中國的日常歷史，大部分都記錄在各縣呈交給北京的地方誌中。月港縣倭寇問題頻發，因此編修縣誌的人最終撰寫了一個特別附錄：“寇亂”(BanditIncursions)。
寇亂始於1547年，當時一羣荷蘭商人兼海盜兼走私團伙在浯嶼(WuIsland)建立了據點，浯嶼是不久前撤防的水師基地，它位於月港港口正南方。稱他們爲“荷蘭人”並不太準確;這些商人掛着荷蘭國旗，但其實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混混以及一些馬來人半奴隸糾集起來的烏合之衆。中國和日本的倭寇，以及月港的合法商人都願意派船與他們互市;一個繁忙、多語言通行的市場很快在浯嶼狹小但實用的海港裏冒出來了。但時任閩浙提督的朱紈(ZhuWan)並不看好這塊居留地。他派兵驅逐了外國人。
浯嶼由兩座多巖、陡峭、林木蒼翠的小山岡構成，中間是馬鞍狀的低地。荷蘭人以其中一座山頂的臨時堡壘爲掩護，迫使明軍攻上山。在一場小規模衝突中，商人、海盜的聯合團伙擊退了明軍。朱紈改變了戰術：他拘禁了90個曾在浯嶼做生意的當地商人。荷蘭人派使者請求朱紈放他們的盟友一命，即便對他們不具同情心的地方誌也形容這是一種善意姿態。但他們的懇求被駁回，朱提督斬殺了所有90人。荷蘭人放棄了浯嶼，也放棄了公開貿易的嘗試;後來他們在這片海域出沒，靠掠奪曾經的合作伙伴—福建商人和走私者—爲生。
朱紈並不滿意。這位剛正不阿的前任知州(magistrate)在一系列憤怒的奏疏中譴責了朝廷各層級的腐敗，這激怒了他的上級。朱紈相當堅持原則，他的家人來任上探望時，曾收下他屬下饋贈的禮物，他竟然罰了自己一筆高額罰款。1548年年底，朱紈在浙江突襲了一個重要走私據點，鑿沉了非法船隻1200多艘。在聲名狼藉的李光頭指揮下，數以百計的倭寇逃到福建最南端的一處新據點。三個月後，朱紈的部隊追捕而來，殺死約150人，還抓捕了許多葡萄牙、日本和中國的走私犯。
曾經的海盜據點浯嶼島，位於月港外霧氣迷濛的水域，如今已成爲漁業和水產養殖中心。
李光頭一夥中竟有許多來自月港的商賈大族。這個證明地方精英與外國走私者經常性勾結的證據震怒了朱紈，他下令處決所有俘虜，這是兩年內的第二次處決。處決導致他的政敵開始聯手攻擊他。月港的富人們向朱紈的上級，也就是沉迷煉丹術的嘉靖皇帝的大臣們控訴。朱紈先是被降職，後被革職，繼而遭到出於政治動機的審訊。面對控訴，他選擇在1550年1月服毒自盡。“縱天子不欲死我，”朱紈說，“朝中重臣必殺我。縱重臣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
朱紈之死令海盜團伙更加有恃無恐，他們攻陷了大城小鎮，大肆擄掠，“直至腐肉的惡臭讓他們不得不離開”。月港北部的一座城市裏，有兩萬多人在海盜襲擊中喪生。明代史學家羅曰褧回憶道，整個中國東南部地區，驚恐萬分的百姓“食不暇炊，臥不安枕。農夫釋耒，紅女寢機”。當倭寇來襲時，羅曰褧記述道：
或父子老弱系虜，相隨於路。其死傷者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縣幾爲丘墟。
1556年，編年史家諸葛元聲寫道：“倭寇焚燬房屋、掠劫婦女兒童、搶走大量財物;官民都在刀下喪命，陳屍千萬，滿溢溝壑;官軍不敢反攻。”他寫道，只要有倭寇出現的風聞，“百姓就會驚叫狂奔”。彷彿是周星馳武打喜劇中的場景：
松江遞運所的轉吏飛騎入城，對其從者說“來矣、來矣”，而附近百姓誤聽爲倭寇來，一時男女奔竄如蟻，莫可禁遏，相失子女、金帛、衣物無數，當時在守禦城樓箭臺的六百餘名軍士，竟然皆卸甲拋戈而走，直鬧到第二天才安定下來。
但在月港，倭寇直到1557年纔回擊了官府，據縣誌記載，當時一個心懷不滿的農夫暗中爲兩夥海盜打開了城門。倭寇鎮壓了一切抵抗，“焚千餘家，擄千餘人而去”。
儘管十分悲慘，但這次襲擊只是一個小插曲。即使備受倭寇困擾，24位月港商人還是合夥組建了一隻船隊與海盜合作，形成了一個類似合股公司的相互關聯的網絡。月港商人能進入國內市場;而走私者能帶來外國商品。人稱“二十四將”的商人決定在月港按區劃分勢力範圍，以控制家鄉市場的准入權，這完全就是黑幫風格，每塊區域由一位盤踞在土堡裏的“將”全權管理。官府曾派300官兵前去剿捕，24將擊退了官兵。看到這次勝利，福建其他地區的走私犯也效仿“二十四將”，集結成“二十四宿”和“三十六猛”。各個區域、地區甚至國家的商人團體和海盜團伙，爲競逐走私貿易的控制權而爭鬥不休，讓月港變成了忠誠與背叛交替上演的狂亂、暴力的混合體。
對於已故朱紈的下屬、巡海道副使邵楩來說，最後一根稻草是福建海商引3000日本、葡萄牙走私犯佔領了浯嶼上曾屬於荷蘭人的據點。邵楩滿手都沒有好牌。因爲裁減軍備，帝國海軍無論在裝備還是人員上都不如倭寇—事實上，它經常僱請技術和經驗都更具優勢的走私者爲其出戰。更糟的是，邵楩連許多自己手下的軍官都不能相信，因爲他們也來自和走私貿易勾連很深的商賈大族。
邵楩採取了一個經典策略，他與浯嶼3000倭寇的前首領洪迪珍結盟—其實是通過重金收買。1561年洪迪珍聚兵，進攻月港上最大的幾個走私犯據點。“(倭)死無數”，縣誌這樣陳述。這是一個保全顏面的策略，它的用意是讓與當地所有人結盟的海盜勢力在抵抗中與洪迪珍兩敗俱傷。
邵楩實際上失敗了。“十年之內，”縣誌記錄道，“破衛者一，破所者二，破府者一，破縣者六，破城堡者不下二十……人號鬼哭，星月無光，草野呻吟。”這個全世界最富裕、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對其邊境已經完全失去控制。1567年，新登基的明朝皇帝承認失敗，廢除了禁止私人海外貿易的法令。
政府改弦易轍的原因不僅在於它知道自己不可能阻止走私，也不僅是它開始認識到貿易對福建民衆的重要性。京城的朝廷意識到的是，這個國家迫切需要商人最重要的商品：白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