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元“貞觀”。此後二十餘年間，他勵精圖治、善於納諫，使得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新的高峯，開啓了我國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時代，史稱“貞觀之治”。
在平定天下之後，唐太宗充分認識到了文化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他曾說，“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舊唐書·音樂志》）。由此，他先後任命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爲執掌朝廷“祕書圖籍”的祕書監，“購天下書……繕寫藏於內庫”（《新唐書·藝文志》）。在皇帝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數年之間，祕府圖籍，粲然畢備”（《舊唐書·魏徵傳》）。
唐太宗還酷愛書法，尤喜王羲之。他“出內努金帛，購人間遺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餘紙來上。萬幾之餘，不廢模仿”（《宣和書譜·歷代諸帝王書》）。爲表達對王羲之的敬意，他還親自爲《晉書·王羲之傳》作後論，認爲“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晉書·王羲之傳》）。在太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一時天下王（羲之）書翕然幾盡”。那麼，《蘭亭序》豈能獨缺？
《蘭亭序》是王羲之本人非常欣賞的一部作品，在當時已聲名震天，只不過在其後的兩百餘年間，世人均莫知所蹤。後來，在虞世南和房玄齡的謀劃下，派監察御史蕭翼智賺《蘭亭序》而歸。這個過程，在唐人何延之的《蘭亭記》的記述中充滿了曲折和故事性，幾近傳奇。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太宗皇帝如願得到了《蘭亭序》。可以想見，當時皇帝該是怎樣的愉悅乃至興奮！
唐太宗在得到《蘭亭序》後欣喜不已，“寶惜者獨此書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賞”。他不僅自己臨摹，還“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此外，太宗皇帝可能還令與自己書學關係密切的近臣虞世南、褚遂良以及歐陽詢等分別臨摹傳拓。
在唐太宗的推崇下，《蘭亭序》的影響得以在更大範圍內散播開來，並得到了更多書者的認可。禇遂良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把《蘭亭序》列爲右軍行書第一。《蘭亭序》影響日劇，而其作者王羲之也日益被神化，“貞觀、永徽以還，右軍之勢，幾奔天下”。
就這樣，在大唐皇帝的喜愛和鼎力推崇下，王羲之書壇盟主的“書聖”地位得以確立和鞏固。與此同時，作爲王羲之得意之作的《蘭亭序》，同樣在實際上奠定了“天下第一行書”的地位。
《蘭亭序》不僅是中國書法史上首屈一指的傑作，同樣也是中國人所熟悉的文學佳篇，它大概是中國翻刻和臨摹最多、流傳最廣的單篇法帖了。
歲月滄桑。如今，在貞觀年間大規模學法《蘭亭序》活動中得以流傳的臨摹傳拓本，只剩下了聊聊數本。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將收集到的八種本子同刻於一根石柱上，謂之“蘭亭八柱”，其中前三柱分別爲虞世南臨本（“天曆本”或“張金界奴本”）、傳褚遂良摹本和馮承素摹本（“神龍本”）。現在，歷經千年的磨礪沉澱，它們依然熠熠生輝，訴說着這段歷史上的不朽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