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本傳》開列了“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他們都是赫赫有名的奇人、異士和瘋子。“賢”怎麼解釋？當是德才兼備的人物吧。顯然，把這乖張、怪異的七位哥們兒稱爲“賢”，是對漢語的一大嘲諷。說白了，所謂“竹林七賢”並沒有什麼過人的本領，雖說他們都有一點文化功底，也有造福黎庶的雄心壯志；可惜，當局不買帳。於是，這哥兒七個立刻暴露出三大致命弱點：一，脆弱。二，自戀。三，放蕩。這種無功於當代的“廢人”，居然被捧到了“聖賢”的交椅上——憑什麼？顯然，又是歷代成羣結隊的失意文人，塗脂抹粉。倘若歷史真的掌握在這羣自命不凡的傢伙手裏，那麼，華夏文明將熬成一鍋“爛熗湯”。
且看所謂“七賢”，曾怎樣在魏晉的“竹林”裏“耍活寶”：
嵇康愛罵街，公開和司馬政權唱對臺戲，還當面奚落司馬昭的親信鍾會，最終被推上法場，身首異處。據說，嵇康擅長彈琴，臨刑前，還當着三千太學生的面演奏了最拿手的《廣陵散》。死，如何慷慨悲壯已不重要，關鍵是他以言罪人，白白拼上了性命着實可惜。鬥爭與藉口無礙，但與方式有關。一介書生，三尺微命，沒有任何自衛的武器，只圖一時痛快而引頸就戮，世人就有理由懷疑他無畏背後的真實性。即使逃過司馬氏這一劫，也還有更糟糕的結局等待他。嵇康與那個時代實在是格格不入。他根本不能替老百姓做點什麼，只有添亂子、找麻煩、徒增談資的份兒。
阮籍稍微溫和一些，他“不與世事，酣飲爲常”，整日縱酒談玄，卻從未泯滅那顆高傲的心。“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他所謂的英雄還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有做英雄的機會，你拒絕；當一介草民又不甘心，對別人的聲望和成就一臉的瞧不起。那麼，當時勢造英雄的關口，你在哪裏呢？喝酒，清談，說風涼話……《論語》有言：“道不同不相爲謀。”既然與司馬政權不共戴天，乾脆不爲政治浪費唾沫，何必還吃一個、看一個呢？對常人來說，“哀大莫過於心死。”而阮籍這樣的人，則“哀大莫過於心不死”啊。
劉伶是徹頭徹尾的醉鬼，這幾分深沉的醉意增加了他隱士的風度。據說，他常乘鹿車出遊，隨手攜帶一把酒壺，身後，跟着一名荷鍤的僕人，劉伶吩咐過：“死便埋我。”《道德經》有這樣的語錄：“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劉伶不眷戀這副臭皮囊，死了更清爽，索性躲藏到對頭與時間都找不到的地方。
俗話說：“光棍不鬥勢力。”“竹林七賢”空有滿腹才學、一腔報國之志，可惜，生不逢時，尋求不到政治上的合作者。退一步，即使能達成兩相情願的合作，以“竹林七賢”的性格，久居人下恐也難以長久。說時勢造就了他們的隱士身份，還不如說性格左右了他們的命運走向。嵇康鼓吹的“非湯武而薄周禮”、“越名教而任自然”，根本就不是巍巍廟堂上的主旋律。明知報國無門，還念念不忘“封侯印”，加倍的痛苦使這七個人選擇了比原來更誇張、更慢世的生活方式：縱情山水，酗酒吟嘯，抨擊時政，臧否人物。
隱遁，反倒招來世人注目，或可認爲他們誇張的表演純係一種“行爲藝術”，一旦找不到識貨的買主，就枉費心機。姜尚、孔明是爲數不多的幾名幸運者；而大多數更有才能的隱士，只能像“竹林七賢”一樣，“朝如青絲暮成雪”。中國從來就不缺少人才，也從來不在乎埋沒人才。你生、你死、你做五花八門的誇張表演和“行爲藝術”，沒有權門來捧場，最終也是無謂的掙扎。阮籍的《詠懷》詩可見這種沒有觀衆的淒涼：“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再牛的人物，也是肉做的。沒有觀衆的時候，就不需要表演了。卸妝之後赤裸裸，這纔是最真實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