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辦過很多文字獄，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大案子。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某村的幾個人攜帶“經書”到臨潁(今屬河南漯河)縣一帶傳播八卦教，被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查，又在臨潁縣一個八卦教教徒家中搜得一部《訓書》，內容荒誕不經。河南巡撫審查數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麼“悖逆情事”，便將“經書”上呈御覽。
乾隆在這方面是個極爲精細的人，“經書”報上來後，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現了問題：書中有一字經過了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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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的句子，而“平明”的“明”中左邊的“日”字有補改的痕跡，仔細研究其筆法，應該是“胡”字改成的“明”字。而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滿人就是漢人口中的“胡人”，比較忌諱“胡”字，所以這本書明顯是大逆不道。
乾隆平時深文周納，雞蛋裏挑骨頭，這一次，他卻真 抓到了一點兒真東西。他把自己的發現下發給地方官員，地方官員趕忙又搜查獲了其他經書，證明乾隆的推測正確——原文確實是“胡”字。也就是說，這些經書的字句中確實含有反清思想。這就堅定了乾隆把這起文字獄查到底的決心。
嚴查之下，他查到了八卦教的神祕內幕。早在康熙初年，一個叫劉佐臣的人在山東創立了八卦教。教主劉佐臣被教徒尊爲“太陽神”，號“聖帝老爺”，徒衆每次進餐之前都要向“聖帝老爺”獻飯，每日磕頭三次，每年上供五次……這個教派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各地“卦長”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向教徒收取費用，並將所斂錢財送到劉家。劉家由此興旺發達。到劉佐臣的兒子當教主時，他已經不再滿足當教主了，竟然捐了個知縣……
到乾隆偵破此案、對劉家抄家之時，共查獲白銀12427兩、黃金二兩五錢，還有田莊數處、地數十頃。而劉家的教主之職傳承五代，蔓延數省，教徒衆多，組織嚴密，猶如一個王朝。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他們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乾隆發現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大顯功效，而這件事更鼓勵乾隆對這類文字獄不能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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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求全的個性讓乾隆不僅對一般的文字獄，對明顯是精神異常人士相關的案件也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爲了給自己的殘忍找藉口，乾隆解釋自己的動機說：這些瘋子既然能說出這些瘋話，那麼他們在不瘋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發瘋時才暴露了其內心的罪惡，因此自己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妥。這是成語“誅心之論”的最好註解。
乾隆三十六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結果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有瘋病。經過反覆研訊，湖北巡撫等人認爲劉三元的瘋瘋癲癲確實不是假裝的，但“恭逢聖世”，劉三元竟敢“肆行狂吠”，實在是大逆不道，便奏請乾隆依照大逆之罪，判處劉三元凌遲處死。乾隆當然准奏了。
同年八月，又有一個精神病患者王宗訓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爲天下之主”等話，結果被查獲。當地官員查實，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審理案件的廣西巡撫等人仍以王宗訓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的罪名奏請乾隆凌遲處死王宗訓、連坐其親屬。
如果說，通過文字獄來偵查邪教的線索還情有可原，那麼以上這些與宗教、起義無關的案件，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就很過分了。過度防禦的背後，其實隱藏着乾隆不爲人知的政治邏輯：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殺雞儆猴，使那些沒有精神疾病的人也越發不敢反對自己的統治。因此他纔會命人將那些無辜的精神病患者當衆凌遲。至於底層民衆的幾條性命，在乾隆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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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喜歡辦文字獄，出自他對社會大動盪的恐懼心理。面對清朝由盛而衰時期的諸多社會問題，他偏執地選擇了“高壓控制”這一條對策。但一味迷信通過文字獄來打壓和控制民衆當然不是正途，乾隆也最終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兒掀翻了他的統治;到嘉慶年間，正是八卦教的信徒們發動了起義，攻進了紫禁城，甚至爬上了養心門(在養心殿南面，爲清代中後期皇帝寢宮院落的正門)的牆頭;而在乾隆故去52年後，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地打擊了大清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