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和出現饑荒後，國內曾以幹部宣講和羣衆口傳方式出現了“中國爲抗美援朝欠債，逼債造成捱餓”之說，並在多年間被一些文藝作品和非當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許多人長期信以爲真。不過，如果翻閱一下中國政府的公開文件和中蘇“論戰”時的文章，裏面從未說過“逼債”一事。其實，三年困難時蘇方還主動提出中方可推遲還債。
中國到底欠蘇聯多少債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時，中國急需大量武器裝備，蘇聯雖同意提供，卻以援朝要“共同負擔”爲名，要求中蘇兩國按成本價各出一半的錢。當時中國因財政困難無力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來同蘇聯扎哈羅夫總顧問議定，從中國入朝作戰起，蘇聯以半價提供的武器算作蘇聯對華貸款。戰爭期間，蘇聯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除斯大林爲彌補兩國關係中的不愉快給予少量無償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裝備都是以半價提供，就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元人民幣，在當時摺合13億美元。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元人民幣的裝備。
其次，在中國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援華的重點是稱爲“156項”的基礎工業設施建設。這些項目的機器設備，主要是以貨物貿易而不是以貸款交付的，不過提供的技術還是免費的。
第三，1958年中國發起“大躍進”後，因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按貿易合同對蘇聯交貨，在1959、1960年兩年間又欠下25億盧布的商貿債。根據當年主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在《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所列舉的數字，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所欠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摺合人民幣計算總共爲57.43億元人民幣。
中國對蘇聯共欠下的57億元債務，在當時的國家財政支出中佔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國的財政支出爲520億元，1960年則爲654億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國對蘇聯已還債33億元人民幣，這就將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債務基本還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躍進”兩年間因不能按合同交貨拖欠下來的貿易債務，以及接受旅順蘇軍撤出後所留裝備的收購費，其總額摺合23億元人民幣。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個國家的債務在分年償還的情況下，其總額只要不超出一年財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當時中國幾乎只對蘇聯有欠款，數額又只佔國家年財政支出的二十幾分之一，實在算不得一個太大的數額，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軍火債。
1959年中蘇關係緊張，赫魯曉夫爲施加壓力，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全部專家。蘇聯通知中國要撤走專家時，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經濟困難。得知這一消息後，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了報告，說明兩年間由於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出現了貿易欠債。在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形勢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儘快還債的情緒。考慮到拖欠着蘇聯的債務，進行“反修”鬥爭理不直、氣不壯，於是有人在會上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
雖然中共中央領導人要求儘快還債，考慮到國內鬧饑荒，經濟部門還是希望推遲償還這筆數額並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贊，曾以口頭聲明表示，中國方面支付出現困難，在貿易方面估計共欠蘇方20億盧布，可能要在五年內還清。12月17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帕託利切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指責中國方面未與蘇聯協商，就片面地把貿易方面欠債償還期限確定爲五年，並以中方違約爲由，表示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後來國內一度傳說所謂蘇聯“逼債”，能夠找到的主要根據便是指此事，不過隨後的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
1960年11月，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雙方達成了諒解。隨後，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訪蘇，幾個月後雙方的緊張關係又得到緩和。到1961年，蘇聯開始部分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不過因出於“爭氣”和不願受制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作爲後備，還是立足於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進口糧食。3月間，蘇聯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曾以專文對蘇聯表示感謝說：“由於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
